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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执政时劳改或杀死全国懂法语知识分子

2012年12月29日 15:2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萧功秦

核心提示:我曾在柬埔寨参观过,当地导游是一位中年华侨,他亲口告诉我,到红色高棉崩溃时,全国只剩下七百多个中学教师。红色高棉对柬埔寨的革命改造搞得最极端时,社会上凡是懂法语的知识分子一律处以劳改或杀死。全国七百万人中死了近二百万人……

 

本文摘自《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作者:萧功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只有揭示历史上两种激进主义造成的巨大灾难的铁的事实,才能破解它们的谬误。可以说,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的近现代史,就是左右激进主义造成此起彼伏的拉锯式灾难的历史。

清王朝崩溃以后,辛亥革命志士们建立起西式的多元议会政治,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缺乏适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支持,难以起到有效整合社会的作用,从此无穷的党争与走马灯式的内阁危机层出不穷。1916年,袁世凯死后,全面搬用发达西方国家多党民主的“临时约法”再次恢复,这就再次回到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由此形成的府院之争进一步引发了激烈的党争与张勋复辟,并进而导致北洋军阀混战,此后中国陷入了五代十国式的碎片化状态。从宏观上看,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政治,是20世纪初期碎片化时期大灾难的开端,而这正是漫不经心的激进自由主义实验失败的恶果。

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造成的大分裂,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概括地说,就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无法支持从西方直接移植过来的政治体制,失败原因可以从制度与文化的无法整合这一角度来分析。事实上,简单地移植西方多元民主体制来实现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的历史选择,从来没有成功过。苏俄政治休克疗法后建立的民主体制,造成了国家碎片化,由于苏俄国家财税体制完全瓦解,国家养不起军队,军队只有靠自己卖武器养活自己。接下来是国家强力部门也由于没有生计来源,为了自己的生存与谋利,不得不与黑社会相勾结,黑社会势力如瘟疫般地大肆扩张,造成整个社会的全面黑社会化。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多党民主体制缺乏一系列社会条件的支撑,造成社会对政府有效监督体制的缺位,议会制下的掌权者又得以有恃无恐地将国有资产变成自己手中的财富,变成大寡头,整个经济产值曾下滑到原苏联的百分之十以下,从一个超级大国降为二流国家。直到普京上台,利用强力机器对付金融寡头,把关系国家命脉的资源收为国有,以强人政治代替寡头政治,才开始出现新的转机。事实上,如果八十年代中国采取苏俄式的政治休克式的激进民主化变革,由于中国是一个处于比苏联更落后的发展阶段的、资源贫乏的农业大国,其灾难性后果将会更为严重。

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实行多党民主制在世界上造成的灾难,同样不胜枚举。南斯拉夫发生的对克罗地亚人的种族清洗;卢旺达作为少数民族的图西族中有77%的人,在1994年以后几年里,被多数族胡图族屠杀;菲律宾与印尼发生的对华人的暴乱,等等。这些都是相对贫困的多种族在民主的旗号下,被多数族人掌权的政府煽动起来向相对富裕的少数族施行“多数人暴政”的结果。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反专制强人的“茉莉花革命”所带来的苦难,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利比亚的部落之争再起,“茉莉花革命”刚结束不久,无政府主义乱局就来临,卡扎菲之死不到半年,已经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利比亚人希望重新回到强人时代去。

另一方面,我们同样要看到,左的激进主义造成的灾难,同样是有目共睹。左的激进主义可以说是20世纪右的即自由激进主义在中国失败后的因果报应。共产党革命力量通过集权的革命手段,克服了碎片化与无政府化在中国造成的灾难后果,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是中国走向新时代的开端。然而,“超阶段论”的左倾惯性思维在建国后进一步膨胀,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搞激进平均主义的“一大二公”的“穷过渡”。毛泽东本人在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集权体制下,也不再受任何社会监督与党内制度的约束,从此,左的乌托邦幻觉加上高度集权政治,使毛这个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也在这一体制下为所欲为

了。在极左思想支配的集权主义体制下,他把一长制下的官僚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误读为“上层建筑革命不彻底”造成的“党内资本主义复辟”与“修正主义”,于是变本加厉地发动更为激进的、极左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是乌托邦平均主义灾难的恶性膨胀。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红色高棉 劳改 法语 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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