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民主一党制 新加坡民主启示录
2009年07月13日 15:20 天益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然而,如果对中国的社会国情进行较为具体的考量,就会注意到,中国历史、政治与社会国情与新加坡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这就使中国要成功地效法新加坡政治模式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困难。本文试图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当下的改革开放过程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引爆性的社会问题。在改革开放二十年过程中,累积了相当多的社会矛盾,这一状况与中国从全能体制中脱离出来的特点有密切关联。归纳起来中国社会转型存在着五大困境,一是相当一部分官僚的经济腐败,二是发展过程中的分配不公,三是贫富两极分化与地区差别扩大,四是农村失业严重,五是金融坏帐问题。此外,还存在对政府权威的持续挑战,少数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以及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等等。在一旦出现多元竞争时,反对党必然会把这类问题作为攻击执政党的突破口,使原来受到压抑的不满得到渲泄的合法机会,并进而引发政治参与爆炸。

更具体地说,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在全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大量困难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政治问题严峻性,矛盾的复杂性,使反对派利用选战来反对执政党的资源更为丰富,中国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激活的广场效应,将在短时期内形成对现存政府权威的严重挑战,政治冲突对立与危机不可避免。其结果是形成连锁反应。

相反,新加坡作为一个超小型的东亚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则没有这类问题的严重困忧,特别要提出的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恰恰在长期执政中逐步解决了困扰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并在解决过程中获得了更为丰沛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在执政党的经济效绩取得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即使边缘性的小党取得竞选资格,也不会构成对执政党权威的挑战。换言之,新加坡是在还不存在重大的社会分裂与认同危机的情况下,通过权威主义方式解决了认同危机,并进入选举权威主义时期的。相反,如果中国在出现认同危机与社会分化的条件下仿效选举权威主义,其结果会如同东施效颦一样,适得其反。

第二,中国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性质根本不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这在一体制下,一方面是政治决定一切,另一方面,这种革命时期形成的体制通过政治动员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文化,并要求社会成员高度关心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是动员型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具有高度的易感性,即知识分子、民众与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对政治高度敏感与政治参与愿望,有人说“中国人个个是政治家”正表明中国人对政治的过度关注性。只要体制外的反对党竞争合法存在,革命政治文化的基因就会重新被激活,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就会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积极地参与到反对党组织中来,形成对政府的巨大压力,出现爆炸性的政治参与扩大。

相反,新加坡的政治文化与中国相比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点,首先,是英国殖民地时期长期形成的法制传统与完整的司法体系,人民习惯于在法制下规范自己的行为,其次,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冷淡型,新加坡民众一般没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新加坡人的民族性有其历史文化渊源。用李光耀的话来说,新加坡华人是“福建船民与苦力的后代”,整体上没有受到过革命动员性政治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权威主义的多党制下多比较“老实本份”。这两个特点相结合,使新加坡型的“选举权威主义”可以通过法制框架来有效规范公众的政治行为。同时,由于新加坡公众的政治文化是冷淡型的,反对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则相当有限。尤其是受到执政党通过资源垄断对反对党的活动的限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即使存在合法的多党制,新加坡也不会形成政治参与过度扩大。政治稳定可以持续下来。

第三,中国与新加坡在相比,国家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矛盾与紧张,所有这一切都会极大的增加多元民主竞争下国家控制的难度。相反,新加坡国家小,人口少,只有城市而没有农村,只有中央而没有地方,新加坡没有不同地区的巨大经济社会文化差距,在这样一些条件下,政府对政治反对党易于控制。

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新加坡政治生活中的反对党的有限存在,虽然不会对执政党的权威地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挑战,但是,却对于防止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可能出现政治惰性,对于激发执政党的政治活力,加强社会力量对国家官员的监督,确实也发挥着一定的如同“疫苗”般的积极作用。从执政党安排落选反对党议员担任“非选区议员”这一制度来看,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本身,实际上也看到了这一点。某种意义上,人们仍然可以把这种低度民主模式看作是从权威体制向更高度的民主化模式长期演进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就这一点而言,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对于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主义向民主转型,仍然可以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从民主化的三种路径看中国民主化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现行体制条件下实现执政党可能接受的民主化过程,大体上存在着三个思考路径。一是党外民主模式,包括前面的新加坡式的权威主义多党制民主,二是党内民主模式,即通过加强党内权力制衡与党内民主化,而逐渐走向党内有序的竞争合法化,三是基层民主,即自下而上地通过村民选举,逐渐过渡到更高层次的政权民主选举。下面,本文对这三种模式的特点逐一进行分析。

从实效与可行性角度来看,三种民主化途径各有其优点,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与风险。党外民主化模式的优点是,能较大程度地进行社会的民主化动员,并激发公民较快进入民主化的学习热情,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民主化途径的弱点是,社会中的心怀不满的失利阶层与具有强烈政治抱负的政治边缘人,会利用这一模式提供的政治参与合法性,以过激的意识形态口号来争取社会公众的支持,挑战现存秩序的游戏规则,并煽动对现行体制的不满,这样就容易引发“政治参与爆炸”。

党内多元民主模式的优点是,能在执政党最有效的控制范围内,通过党的组织纪律与程序,在政治精英层的内部进行民主化的教育与实验,可以说这是目前中国发展民主最受重视的一种模式。然而,要从党内民主发展到党内多派,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主义型的政党,它是高度组织化的、由统一意识形态聚合起来的连队型的,具有集体主义自上而下的聚合力的政党,这与日本自民党原先就是多元小党联合的情况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是难以从内部分化为不同的多元派系的。正如原先合为一体的手足四肢很难独立自主化为多元个体一样。其操作有相当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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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功秦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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