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北伐统一全国以后，不久又爆发中原大战，虽然蒋介石获得胜利，但是，蒋达到的目标只不过是确保自己对江浙地区的控制不受威胁，利用江浙地区的财源维持约三十个师的嫡系部队，然后用津贴的方式控制非嫡系的外围部队，对更外围的那些归顺旧军阀部队，只要求名义上对中央的归顺而己。由此可见，1928年全国的统一只是一种极为脆弱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新的平衡而己。

除了派系与山头林立，腐败也是难以克服的顽症。根据美国学者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提供的资料，国民党北伐迅速扩大革命区域之后的三年内，该党党员数字从15万人升到63万人。旧军官与旧官僚大批进入国民党当官，以至有人说“军事北伐，官僚南伐。”而国民党又缺乏有效的解决党内腐败的制度与办法。国民党在统一以后实际上就走向腐败。易劳逸书中还提供了一个数字，据统计，在1931年到1937年监察院处理的案件中涉及近七万人，只有268人被定罪，只有13人被罢官，41人受很轻的处罚。⒆实际上蒋介石本人在三十年代前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并没有有效的办法来应对整合社会的能力缺乏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上，我们可以理解以蓝衣社为代表的青年军官的右翼国家主义思潮何以崛起。蓝衣社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的青年军官团体，蓝衣社少壮派军官认为，国民党已经“远离群众，被群众所痛恨，已经不再是革命组织，原因是受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侵蚀己失去了活力，国民党内职务得到提升的人，不是看他是不是忠诚于党，而是有没有投机本领，高级职位往往被投机政客占据。党成了政客的竞技场。”他们认为，要克服国民党的混乱、软弱无能与颓唐，办法就是清洗内部，由党的组织中真正革命者形成一个新的组织，这类人应该斯巴达式的勇武牺牲精神，应该像清教徒那样，物质享受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同志关系高于家庭。严格限制个人财产，超过部分交给团体。他们主张进一步强化领袖的个人权威来引导革命运动。他们把蒋介石看作是中国唯一领袖，必须绝对服从他的意志。他们坚信，“建立中心偶像是统一国民党的重要条件，是复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当民众只有一个思想时，他们的行动就象一个人。”在他们看来，领袖偶象起到加强社会组织凝聚力的作用，“我们不必隐瞒，我们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需要中国的希特勒。需要中国的斯大林。”⒇

蓝衣社的国家主义是国民党内部的权威主义思潮在危机前夕的自我强化一次努力。蓝衣社的目标是使国民党恢复生机，使国民党权威体制更有效率化。它的核心价值是国家至上，精英政治，领袖至上。在蓝衣社的意识形态中，复兴国家的目标高于其他一切价值。个人应该放弃自由甚至生命，民众唯一的职责就是保证国家利益。蒋介石本人努力提倡这种国家主义，并以此作为克服他的政权弊端的基本思路。从此他走上了更加集权的右翼化的国家主义的道路。

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蓝衣社思潮陷入的两难矛盾，来考察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败根本原因，这种右翼国家主义是以压抑社会动员，用长期阻止群众争取自己的命运为条件改善，来强化国家对于社会的绝对优势地位，通过靠少数精英分子“优秀禀赋”，与墨子式“天志”“苦行”式的自觉牺牲与来支持领袖的个人权威。然而，问题在于，蒋介石在人格与政治行为方面，是否真有资格享有这样的权威，本身就是疑问，其次，在国家主义的理论中，群众只不过是成为被动的机器零部件，国家主义缺乏用老百姓关注的切身利益来动员民众。这就注定了蓝衣社的国家主义教条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利益机制，因而曲高和寡。此时中国正处于民族危机前夕，一个对民众缺乏吸引力与魅力的意识形态，注定不能实现克服危机所需要的社会动员能力。在这一方面，作为国民党政治对手的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民众的利益机制方面，在平民主义的政治参与动员方面，远比蓝衣社式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更具优势与竞争力，这也注定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难以与毛泽东的井冈山模式与延安模式抗衡。

国家主义式的权威主义，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选择，但在蒋介石那里并没有转化为强大的现代化的工具。可以说，蒋介石也是生不逢时，他不得不先后与英国殖民主义、共产党、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与各省军阀势力进行斗争。在疲于奔命的斗争中，体制内固有的弊端始终没有精力去应对与解决，终至于积重难返。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此后的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党中央退居大后方一隅，难以对军队及各地官僚进行有效控制与整肃，抗日战争后出现的地域分裂状态，反而象温床一样，使这种腐败力量得以广泛滋生。以至到抗战胜利后，突然的胜利使长期困顿中的官僚“接收大员”在缺乏最低限度的制度监督的情况下，陷入“爆炸性的腐败”的失控状态，这种腐败现象。终于使国民党政权大失社会人心而被历史抛弃。

我们不能假设，如果中日战争不发生，国民党自身有没有力量，通过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与少壮派国家主义的理想主义，通过内部的清理运动来克服自己结构性的弊病，但历史现实则是，国民党权威政治的上述先天不足，尤其是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中央权威往往鞭长莫及，难以应付军阀文化对体制的渗透而导致的内部涣散与弥烂。蒋介石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并没有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而是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遭到失败。

在民族陷入严重的全面的生存危机的条件下，国民党体制缺乏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对社会的全面的控制能力，而组织化的程度却相当较低，权威危机发生的概率相当高。很难在重大挑战面前形成对中国这样巨大社会的动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