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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信不过知识分子 并非早年受辱而嫉妒

2013年06月21日 16:4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沈志华

核心提示:毛泽东在感情上确与知识分子有相当隔膜,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与其说源于他早期受到伤害的心理阴影,不如说源于中国革命走过的独特道路以及由此而强化的党内民粹主义思想。

文章摘自:《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作者:沈志华,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由于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党外,所以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举动必须首先从民主党派开始。195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决定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近期工作的重点,推动民主党派,主要是中国民主同盟,去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李先把社会学家费孝通请来商议,随后通过费孝通的积极串联,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搞调查,获得了一大批第一手材料”。材料送到统战部,整理归纳出六个方面的问题,简称“六不”,即“一是估计不足,包括对他们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都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如他们应该看的资料不让他们看等;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该用的,有的没有用或用非所长;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李维汉听过汇报后,立即与周恩来进行面谈。〔1983年12月12日访问于刚谈话记录,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94-1195页。〕过了几天,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在11月9日又直接向周恩来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章伯钧说,农业合作化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了,这两翼都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主体前进了,那么,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应该讨论一下。〔周恩来在政协一届十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1月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11月24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95页。〕

这些材料为周恩来正式向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依据。11月22日,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并表露了他本人对知识分子受到伤害的忧虑:“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为此,周恩来提出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议,并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还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95页。〕

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布置各地开展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要求各地在党中央开会之前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像中央那样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领导小组。周恩来说,“因为建设就需要知识分子”,要进一步让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服务,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还说,对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19-520页。〕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要求各省市委在12月都召开一次知识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11月24日。凡未注明文件出处的,均为笔者在社会上收集到的史料。下同。〕

但是,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并非没有阻力。中共领导人早就意识到缺乏知识分子对于经济建设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罗申与陈云谈话记录,1949年10月28日,第58-62页。〕但是,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中下层干部,就是在最高层领导人眼里,也大都把知识分子看作“异类”。〔有研究者考察过,在红军的时候,“‘知识分子’一度是一个不中听的骂人的话”。〔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3页。〕这就难怪在中共干部对知识分子的称谓中,往往习惯性地加上一个定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实际上,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正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有学者考证,作为《毛泽东选集》开篇文章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是经过大量删节的,所删去的就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分析。在那里,毛泽东称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派”。当时此文影响极大,致使部分北伐军竟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39页。〕近年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来源于他早年的一段受屈辱的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成功知识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王来棣说:“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从未上过大学,为谋生曾一度到北京大学就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仅8元(那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为200至300元)。这段工作经历让毛感到自尊心深受伤害。”“这种屈辱感转化成了对成功的知识分子之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41-42页〕。而这一观点首先来自谢泳的研究。〔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191-193页〕。〕这种看法是否准确,值得怀疑。毛泽东在感情上确与知识分子有相当隔膜,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与其说源于他早起受到伤害的心理阴影,不如说源于中国革命走过的独特道路以及由此而强化的党内民粹主义思想。毛泽东从来不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体的一部分,他的著名的“皮毛”论就是非常典型的说法。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知识分子只有通过思想和感情的痛苦转变,实现与工农相结合,才能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而在旧社会,知识分子就其多数来说,由于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生活态度,基本上是依附于地主、资产阶级,依附于旧政权的一群人,让这些具有独立意识和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实现这种转变谈何容易。〔毛泽东关于“皮毛”理论最经典的论述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52-454页,其他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76-1681、1683-1695页。〕因此,新政权建立以后,毛泽东首先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共产党整合意识形态的主要障碍和对象,就不难理解了。

[责任编辑:刘玲] 标签:毛泽东 知识分子 中共 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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