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资收集国外档案 重返体制内

我又回到了深圳。在深圳待了几年，在一家公司做黄金生意，到了1990年，我挣了不少钱。当时我已经40岁了，我想我再不回到学术界，就要掉到钱眼儿里了，我决定回北京。这时候，我已经不想去什么单位了，我终于有钱了，我自己做个研究所。1992年，我开始设想建立一个史学基金，资助学术出版。1994年，我在深圳召开了一个全国的苏联史会议，退休的，我出钱买飞机票，因为自己是搞苏联史的嘛。

虽然我当时没有写出什么文章，但是在那个会议上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说:“苏联的档案现在已经开放了，我们应该去搞档案。中国将来苏联史研究基础就在这里。”大家对于我说的都表示认同，但是认为难度太大，谁来组织，谁来出钱是个难题。

回到北京之后，我找到社科院的副院长王忍之，王忍之也认为是好事，但是他表示社科院没钱，要申请这样一笔钱，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我表示我可以出钱，社科院只要立一个项目。这样，史学基金就建立起来了。

基金成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国外搜集档案。

前后大概组织了四次，两次在俄罗斯，两次在美国。都是我出钱，大概花了140多万元吧。其实，我们是很省的，吃饭吃什么？喝大米粥，买个面包，卷个肠，天天吃这个。我当时跟一起去的人说:“咱们没有那么多钱，有钱也多弄点档案，大家辛苦了。”俄罗斯档案馆当时的官僚主义太耽误时间，说是10点上班，但是11点才开门，中午休息，下午3点还要喝茶，4点下班。这样的安排你能干什么？只有花钱，我在俄罗斯找了一批学者，花钱请他们帮忙印。好在当地人复印档案的价格还不到我们自己去印的十分之一。而且当时俄罗斯经济萧条，知识分子的生活很清苦，他们也很高兴干这个活。

在美国我们就是自己干。

美国的档案馆效率比较高，对国外国内的人价钱也一样。所以在美国没有别的，就是埋头干活，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中午一个三明治就打发了。有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早上吃多点，中午干脆就喝凉水打发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一边搞档案，一边自己写点东西，做朝鲜战争、中苏关系、外交政策等等。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体制外做自己的研究，没有一个正式的单位。但是今年春天，华东师大要开办一个冷战研究中心，我正好研究这个领域，还算做出了些成绩，就正式到了华东师大。

我到华东师大，主要是两个想法。为私，这么多年，我积累了这么多东西，但是却没有一个传人，没有办法带学生。

我很想有自己的弟子，从根上传授他；为公，我多年积累的资料可以被更多的人利用，这需要有个单位作支撑。

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个领域内的档案，我敢说，除了档案馆就数我这里最全。很多俄国学者都来我这里复印档案，因为现在俄罗斯档案馆不像以前那么宽松了，一些档案不再公开，在这一点上我很自得，我的材料谁来用我都欢迎。

后来来我家查资料复印档案的人太多，我自己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大，另一套放在华东师大，这样别人查起来就比较方便了。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所有我收集到的档案细目上网。资料，就是要让人利用，这样学术才能发展。

■记者手记

沈志华在学术界绝对算得上传奇人物，他的故事奇多无比，而且好看。这样说也许沈志华不太同意，那么多大好年华，如果不是造就了几个好看的故事，而是更多地用在学术研究上，那大概才是沈志华的意愿。

然而时代的阴差阳错，让沈志华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打了几个滚儿，在商海翻了几次浪，有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也少了许多埋首研究的时间。

好在一个回马枪，他还是杀了回来。

这样的人，一旦回转，就对学术界极具杀伤力。他进行学术研究，不再是谋生的饭碗:我就喜欢！过了金钱关的人搞学术，不用看谁的脸色。在学与商的领域内几出几入，对于构建一个人的多重价值好处良多，这样的人写的著作，与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学者自有不同之处。

沈志华最终还是回到了学术体制之内，用他的一个朋友的话来说，沈志华被“招安”了。这种“招安”，从一方面来说，也显示了当下的学术体制表现出了宽容。（新京报2005年11月3日报道，沈志华口述，记者陈远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