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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代中央文件评价毛泽东:好揽权 排斥异已

2011年08月31日 09:58
来源:书屋 作者:单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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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一些中央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他个性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脾气)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已’,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

本文节选自《书屋》杂志2000年第1期 作者:单世联 原题为:人世难逢开口笑——《毛泽东自述》

毛泽东没有写过什么自述、自传之类。在其体制下,尽管普通国民很难拥有个人权利和私密性,但高级领导人、特别是领袖人物的家世背景、身体状况、生活习性等却都属于重大机密,公开什么、何时公开等等都取决于政治需要。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6年增订再版的《毛泽东自述》,是毛几次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问答,其中最具自传性质的是1936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另外,1966年给江青的信和1976年6月就交班问题对华国锋等人谈话,也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毛泽东自述。

父亲

童年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一生,可能会因人而异。自20世纪初诞生了心理分析以来,童年经验被广泛引入对历史人物的解释之中。对于像毛泽东这样自信自是、个性强悍、思想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人来说,“自我”的塑造完全可以追溯到他的早期。在回顾童年时,毛主要谈了两种经验,一是斗争,二是怨恨。

在家庭生活中,毛和父亲就有过两次重要的斗争:10岁,不愿上学又不敢回家,出外流浪了三天。回家后,父亲的态度比过去稍微温和了一些;13岁,父亲在客人面前骂毛懒而无用,毛回骂父亲并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要跳进水中,父亲软了下来,答应不打毛。毛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公开反抗可以保卫自己的权利,有斗争才有胜利,如果只是温顺驯服,父亲只会更多地打他。(毛泽东,1996:15─17)据说,毛晚年曾对身边的人说过:“我小时候,就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噢,你十五岁,我那时才十三岁,就反抗老师,反抗我的父亲,我父亲可是个严厉的人,可我有办法反抗他。”“小时候,我就有领袖欲。我父亲让我放鸭,我赶着一群鸭子,好神气噢,看到一群鸭子在我的驱赶下,噗噗下水,我心里就觉得我是在指挥千军万马呢。”(朱鸿召,2001:221)

家庭中时有斗争,社会更是贫富对立严重。对毛影响甚深的是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饥民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遭到拒绝后举行游行示威,结果是许多人被杀。这在旧时代并不是新鲜事。

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毛泽东,1996:21)

此后,韶山的一个哥老会员被地主和官府联合起来杀了;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分发生了粮荒,米商们仍然把米运到城里去,穷人们开始了“吃大户”的运动,并没收了米商的米。

反抗社会不公的青春冲动逐步被毛泽提炼为阶级意识和斗争哲学。1941年9月13日,毛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时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1982:21—22)阶级斗争确是马克思主义要义之一,但毛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就认定这四个字且终生不渝,当与其少年经验有关。

另一种经验是被人看不起以及因此而来的怨恨。1909年毛到邻县湘乡上学:

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

我被人看不起,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压抑。(毛泽东,1996:23)

嫌贫爱富,人之常情,但在毛这里,则又支持了他后来的阶级观点。应当说,在当时的背景下,毛的出生不算最差,他自己说是“富农”。这就有两种推测,如果他是最穷的,是连学都上不起的贫农,他的思想观念会是怎样?反之,如果他再富一点,完全感受不到他人对自己的轻视,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意识?

身居下位却又喜欢斗争,环境与追求都造成一种强悍的个性,毛终生好强爱胜,不甘失败或屈居人下。当代学者杨奎松介绍:“1925年,因与党内意见不合,他曾一度负气回乡达8个月之久。20年代末年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时,他与军长朱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时,他又先后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领导人发生过争执。在一些中央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他个性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脾气)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已’,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杨奎松,1999:531)闽西革命者傅伯翠回忆:“1929年5月下旬,在连城的庙前,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因为副官杨至诚分给毛委员的房屋不够亮堂,毛把杨骂得好厉害。我还听到陈毅当面对毛委员说:你这样爱训人,我都害怕。”(傅伯翠,2000:191)

革命不能不厉害,但这种厉害还须具有充分的社会基础。与其底层出生相联系的是,毛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小人物”、“下等人”、“穷人”、“被压迫者”的位置上,而与“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压迫者”保持天然的敌视和极端轻蔑,这种对立不一定是在政治/阶级的意义上对立。49年以后,毛对高级官员常常发出不满、反感和警告,也常常自我批评“官做大了”等等,赋予上下、大小、贫富等以一种感情和价值的含义,既满足了底层平民的心理需要,也引发了官员的心理紧张。

然而,不能仅仅根据毛在延安时期的回忆对他进行心理分析。由于延安时期毛把矛盾对立视为辩证法的核心,把阶级斗争视为共产党人的天职,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回忆,很可能因后见之明而具有选择性乃至解释性。他在家庭琐事的回忆中就加进了许多革命词汇,如党、统一战线、辩证斗争、间接打击等等。他很可能舍弃了童年时期可能有经验过的另一种感情,比如爱、慈悲、尊重等,这来自毛的母亲文七妹,一个“仁慈的妇女”和“虔诚的佛教徒”。同情穷人,慷慨厚道,常送米给上门讨饭的;她也不赞成毛对其父亲的对抗性斗争。但这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对毛的影响,似乎只表现在毛后来对佛教有一定的尊重。革命领袖原不需要女性化的仁慈。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阶级斗争 1941年 杨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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