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问题与走后门:中共早期革命者现实生活
2009年12月21日 15:17 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原题为:另类革命——读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托派在中国的名称是“托陈取消派”,“托”是托洛茨基,“陈”是中国托派名义上的领袖陈独秀。“取消”的来历是这些“左派反对派”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只能进行以“国民议会”为中心的合法运动,无产阶级只有在将来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托派并不取消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只是认为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托洛茨基明确警告:“党必须牢记而且说明:与党的主要目的即武装夺取政权比较起来,民主口号只有一种补助的暂时的插话的性质。民主口号的根本意义只在于能使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郑超麟,2004上:328) 1929年9月,陈独秀与彭述之、尹宽等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派组织。与苏联的托派主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党不同,中国托派虽一再批评、反对中共,但其斗争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当政的国民党,它既是左派反对党,又是革命者,其历史理所当然地是广义革命史的一部分。

尽管周恩来等人注意到中国托派的特殊性,但在斯大林日益严厉的“肃托”影响下,中共没有放弃过对托派的批判和打压。1952年12月21日深夜,留在大陆的托派分子悉数被捕,结束了中国大陆的托派运动史。历史在变化。1979年,在押的托派分子全部被释放。托派领袖之一郑超麟在声明不改变自己观点之后,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在有关托派的注释中,改变了旧版的提法。针对《论持久战》一文中“镇压汉奸托派”一句,特别新增了一个注释:“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托派没有获得正式平反,但既不继续关押,也不要求其改变立场。这不只是政治相对开放的表现,也是基于托派分子人数已极少,且不会有“春风吹又生”的可能。

托派分子大多能文,著译甚丰。其中王凡西1957年写作的《双山回忆录》是一部文采斐然的早期中国托派小史。自然,书中所说只是一家之言,不但与中共有别,也与托派的其他派别有异。

1、浪漫期

什么是革命?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这当然没错,但革命有多种形式、而且是分阶段的。

自从“五四”以后,一直到“三·一八”以前,北京的学生运动,仿佛始终不曾越出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范围。虽然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但五六年来北京学生的政治运动,却远落在上海和广州之后,它在社会意义上未曾深化,在斗争形式上也老守着天安门开会及向政府请愿的一套。因孙中山入京及其死后所形成的京中政治空气,虽然浓厚生动,却并不严肃深刻。这个空气里带有节日的欢乐意味,有大团圆的升平景象。操军权的冯玉祥系,操政权的安福系与政学系,以及主学政的国民党、研究系和共产党领袖之间,似乎彼此并不存着不可调和的斗争。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思想界限不很清楚。在少数上层领袖,多数的下层群众中,流行着普遍印象,仿佛革命问题可以解决于私人联络,能取胜于文字争辩,能赢得于示威请愿。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经常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结束。而三一·八惨案恰好就供给了这两件必需的东西。(王凡西,1980:21)

浪漫期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革命。广场和旗帜是它的主要意象,集会演讲、流行示威是它的主要内容,混合着青春骚动的反抗现实是其主要特征。1930年,还是中学生的温济泽入团后,听多了“我们要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宣传,就联系到自己:“我现在已经入团了,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经过商量,就在晚上到一些没有人的教室里,砸电灯泡,抬了课桌从二楼向下扔。我们以为日积月累会为‘破坏旧世界’尽一份力量。”(温济泽,1999:13)破坏性是青春期的本能之一,不满是青年学生的普遍心理,革命似乎也因此成为人生必然的一个阶段。1925─1926年间北京大学一千三百多名学生中虽只有二三十名共产党员,但“由于时代的整个风尚所趋,有些青年人正愁得不得其门而入呢。组织方面并不广开大门,争取对象相当谨慎,怕的是让投机分子大量地涌进来。”(王凡西,1980:22)浪漫期的冲动还不是真正的革命,“一个思想运动的前哨战和后卫战,常常采取了文学的形式,当这个运动达到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的高潮时,文学的声音便听不见了。”(王凡西,1980:20)温济泽在搞了那些破坏之后,团支书找他谈话:“革命是要推翻旧社会的制度,是要靠党,靠红军,靠整个无产阶级和劳苦人民组织起来,把旧社会制度推翻。你这样乱干,怎么能破坏旧世界呢?”(温济泽,1999:13)

1926年3月18日,段执政府在北京枪杀请愿学生。鲁迅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统治者的暴行启示着革命者也必须使用有组织的暴力。3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中说:“真正爱国的民众尤应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旗帜之下,助成他们的北伐使命。”北伐标志着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革命方式的转变:浪漫期转为现实期,政治期转为军事期。此后的革命主要不是靠辩论和请愿,靠广场集会和游行示威,而是靠武力和血腥。不是青年学生而是职业革命家和坚忍的战士成为革命的主体。

放大一点说,1927年春达到高潮的农民运动也属浪漫的革命。农民组织农会垄断农村一切权力,甚至成立法庭,可以杀人,使一切行政和司法体系失灵,这在短期内可以满足农民欲望、粉碎原有的权力系统,但不能完成农村的社会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仍然靠军事较量,而且革命成功后,农村的权力还得由各级政府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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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世联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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