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青年毛泽东崇拜德国文化
2009年11月19日 10:40 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中国的现代境遇与德国有很大近似,都是拥有深厚精神传统的大国,都是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压力下开始现代转换的。当中国陷于列强瓜分的空前危机,社会一盘散沙、民族精神日趋消解的时刻,德国的兴亡史唤起毛对其民族精神的仰慕。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曾被班上的同学称为“毛奇”,毛奇即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伯爵(1800—1891),普鲁士元帅,是普法战争中德军总参谋长,也是完成德国统一的关键人物之一。以毛奇称毛泽东,显然与毛对德国的特殊兴趣有关。1916年大战期间,毛就专门说道“德奥始终未败”,言下甚有欣赏之意。

原标题:单世联:青年毛泽东与德国文化

德国文化意识的觉醒及其作为欧洲强国的崛起,是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伴随着德国由分裂而统一,由强盛而扩张的历程,其文化艺术也光华璀璨,辉映世界,规模空前的战争和惨绝人寰的恐怖并未遮蔽德国文化的光芒,只是使它更加深邃难解了。所谓“德国问题”不仅指它是欧洲大陆的不安定因素,也指它作为“思想和刽子手”“音乐和嗜血”混合体的特殊文化性格。对于远在东方的中国来说,“德国问题”又多了两个意义,一方面,“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德国是仍未对中国显露出威胁的少数国家之一”。虽然在1897年镇压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充当了急先锋,但通过一次大战,它在中国的殖民地和特权都已被剥夺,中德两国可以在平等基础上重建关系;另一方面,德国的特殊发展道路一个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岁月里实现了统一并成为世界性强国,接着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中迅速东山再起为长期积弱不振落后挨打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典范。所以,自1861年9月2日《天津条约》开始中德交往以来,中国人对这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帝国主义国家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好感的,德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显示出来的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和消除国内歧见的能力,它为共赴国难而有效实行的民族精神动员等等,都是志在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仰慕的。

在这个背景下,可以提出青年毛泽东与德国文化的论题,这不仅是因为1919年的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接管,从而引发了作为青年毛泽东参与其中的“五四”运动;也因为在青年毛泽东的广泛视域中,德国问题占有重要位置。1919年7月,他集中写了11篇有关德国时事的述评,其中《德意志人的沉痛签约》一文长达万言;而且,他在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今通译弗里德里希·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所作的批语,作为其哲学思想和人生观的主要表述,明确显示了德国思想对他的启示、引发、映证。

一、激扬精神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烟散尽,1919年5月,旨在追究战争罪责、确立战后秩序的“巴黎和会”召开,战败国德国面对苛刻的条件,几经反复后含羞忍辱地于6月28日在和约上签字。

此前,早在1919年1月,美英法意四强就秘密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特权“一概让给日本”。对于正在向西方学习、挣扎着走向世界的中国来说,“凡尔赛的致命决定引起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愤恨情绪并导致了国内民族行动主义情绪的不断增长,这就使‘先进’的西方国家会按照民主和科学的原则指导中国这一信念迅速破灭”。五四时代对外国的态度,一是通过“还我青岛”的口号所集聚的对日本的切齿痛恨,二是在“反对强权政治”中表达的对英美法等协约国的失望和批评。很早就关心国事天下事的毛泽东,当然也分有“五四”青年的全部愤怒和激动,但他的独特视角却更多地盯着此时与中国已没有太大关系的德国,以不下德国人的紧张注视着巴黎和会对德国的处置,在多篇时事报道、评论中特别致力于揭露、批评协约国傲慢态度和霸道行径,对德国的遭遇和境况深表同情。应当说,德国作为挑战元凶接受惩罚是罪有应得,但和约的条款,几乎全德国都认为是“不能实现和不能负担的”。而且,一个精进强悍的民族受此刺激必然滋生怨恨和复仇心理,由此而强化了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为纳粹上台做了铺垫,潜在地引发了二次大战。因此,西方学者对“凡尔赛和约”的政治评价也是不高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流行的改革模式首先是效仿英国。“五四”时期,留学生带回的外国影响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教育、日本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法国的民主和无政府主义。特别留心德国并以为可为中国之镜的,大概只有毛泽东一人,这无疑与此一事实相关:中国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和德国一样都是任人宰割的弱者。当然,毛对德国的另一面是有相当了解的,在包尔生说“凡战胜而骄者,常轻蔑邻国,凌其弱者,虐其所败者,自以为安全无患,而一旦复亡随之矣”时,毛即批道:“德国是也”。但在凡尔赛和会期间,毛无意于全面评价德国的是非,“我叙德国签约,单注重其国民精神所感痛苦这一点”。从5月7日到6月23日,围绕着是否签约,德国上下群情激奋,公民游行抗议,党派结会反对,在一片悲哀愤懑之中,政府“特命公众停止行乐一星期,仅许剧院演唱和这日痛苦极相同的悲剧”。6月23日,协约国对德国发出最后通谍,在意识到“拒绝徒增后患”的困境之后,23日德国国会通过签约。这是一个悲哀的日子,但在其激发爱国热情、唤醒民族团结的意义上,毛认为“德国人的大纪念,有史以来,当没有过于这日了”。因战败投降而导致国家破裂、民族衰颓的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德国人之所以能化耻辱为力量,把灾难反转为振兴的机缘,在其有强悍健旺的民族精神做依托。因此毛对它的同情转化为钦羡,报道转成为思考:

德国为日耳曼民族,在历史上早蜚声誉,有一种崛强的特质。一朝决裂,新剑发硎,几乎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挡他不住。……德国的民族,为世界上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民族,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求实现其所谓“高”。

在《高兴与沉痛》一文中,毛凭借着自己的历史知识回溯了德法两强的消长:1789到1790德国几度威逼法国;1800到1815,拿破仑横扫德意志;1871,德军攻占巴黎;终于到1919年法国迫德人签约,此起彼落,循环不已。“执因果而看历史”,毛预言“包管10年20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历史证明了这一点:20年后,希特勒挥师西进,法国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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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世联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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