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明代皇权对海外贸易的桎梏
2009年07月13日 14:43 天益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原题:“大明烛扬今无外”:明代皇权对海外贸易的桎梏——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读后

1980年代,余英时借用韦伯处理宗教观念影响经济行为的方法,研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其结论是:“以'理想型'而言,韦伯所刻划的'入世苦行'也同样可以把中国宗教包括进去。”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并不在中国缺乏'入世苦行'的伦理,而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和法律还没有经历过'理性化过程'。”[1]这种减低思想方面论证力量的做法,可见之于韦伯的《经济通史》。在那本书中,韦伯列举了资本主义成立的六项前提:合理的会计制度、市场自由、理性的技术、可靠的法律、自由劳动力和经济生活的商业化,所以仅仅宗教的“入世转向”并不足以产生资本主义。

韦伯的思路和论证内含张力。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中他试图论证禁欲主义新教帮助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心态,即理性资本主义。在随后的《中国的宗教》(1915)一书中,韦伯首先分析了中国的货币制度、城市、国家、行政制度与法律等“社会学基础”,认为“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而言,一个真正市民的、工业的资本主义,是有可能从我们上面提到的小资产主义之萌芽里发展出来的。一连串的理由--大多与国家结构有关--可以让我们明了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发展出来这个事实。”[2]这似乎是以“国家结构”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诞生的主要因素,但他又指出:“在西方产业里找到其独特据点的、理性的经营资本主义,在中国不但因为缺乏一种在形式上受到保证的法律、一种理性的行政与司法而受到阻碍,并且也受阻于俸禄的体系;而基本上,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里,而为官僚阶层与官职候补者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最是阻碍的因素。”[3]这又把文化视为阻碍资本主义诞生的主要因素。总体上,韦伯有关“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研究重在从文化上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但韦伯并不是一个文化论者。在《经济与社会》(1910)、《经济通史》(1919-1920)等著作中,他不仅讨论了新教伦理的影响,而且讨论了股份制公司的演化、现代国家的出现、工业革命与其他很多因素,把对资本主义建制方面的一般性认识与其“新教伦理命题”结合了起来。所以“韦伯对资本主义整体认识分为两个部分:提供日常商品的以赢利为取向的工业企业,推动企业家建立资本主义工商运行组织的资本主义精神。”[4]在回应针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批评时,韦伯强调,他从未说过宗教或宗教改革以某种方式“造成”资本主义的出现,“新教伦理”的论点毋宁是:在16世纪与17世纪,禁欲新教为创造新型经济心态(“[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没有改变经济组织(“经济形态”)。[5]

但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韦伯确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身份、以文化论者的形象进入中国大陆思想界的。一方面,“新教伦理命题”支持了中国传统文化妨碍了现代化的激进文化批判,另一方面这一命题也因海外新儒家总结“东亚四小龙”的现代化经验提出的“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而被修正。在杜维明等人《新加坡的挑战》中,就把韦伯的观点由一种因果解释转化为解释模式,认为“政治化的儒家就是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性。这种形式的儒家,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才能释放一个国家的活力。另一方面是儒家个人的伦理,它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个人的进步、工作伦理和共同的努力。所有这些价值,对于新加坡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6]把儒学一分为二为意识形态与个人伦理,实则就是政治与文化的区分,只是在“工业东亚”的鼓舞下,论者并未对中国传统的“国家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如何妨碍中国资本主义诞生做充分论述。

其实,在“韦伯命题”还未为中国学界广泛注意之时,相关问题已经是中国史学的重心之一。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力图把中国历史纳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图式之中,在上古寻找“奴隶制时代”,在近古发现“资本主义萌芽”,以证实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普遍规律。其权威表述是毛泽东说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7]在据此而展开的史学研究中,春秋战国、唐、两宋时期,特别是明中叶都被一些论者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期。但正如“奴隶社会”曾引起激烈论争一样,“萌芽论”也并非史学共识。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估计过高,它仅仅是封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几处孤岛,其存在与发展还难以撼动传统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经济史专家梁方仲(1908-1970)在《明代的粮长制度》中已经指出:“当时的商业和商业资本……实际上乃是一种畸形的发展。”“这主要是统治阶级(包括商人资本家本人在内)从加紧剥削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了消费的胃口……”“大量货币集中到商人手里以后,他们就往往用来'买田,造宅,置妾'而非生产性开支,因此资本的积累不免受了很大的限制,由商业资本家变为工业资本家的极为少见。”[8]参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的吴承明先生(1917-),原来不但指出明清时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强调这一萌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所以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应该考察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9]但在进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吴承明却又指出“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前提是“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假说,而“这个模式是否适于中国,未免使人怀疑”,因此主张以“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假说来取代之。[10]1995年,吴明白指出:“资本主义是可以逾越的,市场经济却不能逾越,越过了,还得补课。马克思说过卡夫丁峡谷,中国实际上就没有一个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把它越过去了。因此,我想提出,在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与其说资本主义萌芽,不如叫近代化萌芽,即市场经济的萌芽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11]

因此,“国家结构”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制约,早就为中国学术界所认知。1970年代,思想家顾准(1914-1975)在比较研究中西历史时指出,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引导中国自然地到达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是一种政治法律体系。中国古代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却很难产生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体系。渊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而“中国从未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永远也不会产生出来这样的政治实体。”“中国从不缺少商业,……但是,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严格控制之下,是皇朝的摇钱树,皇朝决不允许有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的产生。”[12]在其读书笔记中,顾准就梁方仲的有关论述此写道:“社会是接种在东方专制主义上面的法国的AncientRegime式的浮华,当时的经济思想却还是'重本抑末',对豪强又无可奈何。要(1)土地改革;(2)彻底取消徭税当差的制度;(3)大开海禁,'自由放任';(4)清教徒式的'节欲'与积累,亦即要有'贫穷经济学',才能真正有资本主义。没有这些条件,这些都成不了资本主义萌芽,只有循环往复的农民起义。”“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已经把一切东西都窒死了,多几张织机,多几万矿工,多几家标号,只会助长专制主义的声势,丝毫也看不出资本主义有什么萌芽。--要知道,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是同义语,私营工商业和资本主义也不是同义语。”[13]所以,大一统一皇权专制,从根本上束缚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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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世联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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