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农民的矛盾的确变得很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横征暴敛急剧增加。

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平均每18年翻一番（可资比较的是。

有趣的是过去我们的解释却采取“双重标准”：国民党在内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正义，所以众叛亲离。

总的来讲，中国在这两次（尤其是后一次）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

不如把“正面”之功让掉，把平型关等役的战果都算入敌后战场。因为敌后虽也有国民党军队作战，但其战果不足道。

你不要相信任何人，任何人都是为自己的，都会为自己来算计你。他专门提到，包括老婆孩子。这是韩非。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儒表法里，满嘴仁义道德，整天男盗女娼。法家就是鼓吹：为了皇上可以杀爹。

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

但是，韩非就表达过这种主张。人不为己，你还要把他天诛地灭，这就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是你在提倡了。

因此我觉得，所谓土地私有会造成土地兼并、农民战争的说法是我们的历史学以前制造的一大误解，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当然，如同进化论全球史观、文化优劣论的类型史观与“世界体系”史观并没有消失一样，汤因比式的文明史观之衰落。

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从先秦直到明清延续数千年的关于是否需要“抑兼并”的争论。”

与西方在国人中的道德形象有关，这个形象，决不仅仅是个“船坚炮利”的强者，所谓的“西洋国政民风之美”。

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性亢进所致。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阶段，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是不是在城市买了商品房呢？估计很少。是不是住进了国家提供的福利房呢？好像也没听说过。是不是他们自己盖了一些什么棚户呢？好像也没有。那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上了天还是入了地？…

这样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就从攻势变成守势，不是要“解放”人家，而是害怕人家来“演变”自己，于是就越来越少讲制度优劣，多讲“国情不同”。而“国情不同”最文雅最形而上的表述就是“文化差别”。于是不再强调我比你好，你要“followme”--跟我学了。而是讲我们有我们的喜好，你们有你们的喜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咱们谁也别follow谁吧。…

今天有些人把《论语》抬高到近乎“儒家圣经”的程度，就像当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语录》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顶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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