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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红卫兵与毛泽东名字相联系 是时代产物


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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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三个字始终是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

核心提示“红卫兵”三个字始终是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米鹤都供稿,相关内容已结集出版,书名:《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新的时代

第三代赖以成长的土壤中,杂以两种不同的营养,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使他们成为红卫兵。“红卫兵”三个字始终是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

1949年,中国历史写下了她新的篇章,一个百年来饱尝欺凌的民族终于站了起来。这是一场涤荡旧制度的革命的结果,又是一个充满理想憧憬的新社会的开端。从这场革命中分得土地的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无限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滋润了他们干涸的生命之源。一曲传遍九州的《东方红》,表达了他们对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的由衷景仰和崇敬。

中国第一代的共产党人,崛起于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跳跃式前进的过程中。他们启蒙于“人之初,性本善”,早年的学养也不外是“礼、义、仁、智、信”,同时继承了中国士大夫传统的使命感,在血脉中贯通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意识。但是,面对他们的已不是物阜天华、人杰地灵的唐宋盛世,而是疮痍满目、危机四起的亡国之象。他们深刻地感受到被欺凌、遭瓜分的痛楚,感受到落后、愚昧的自责。先进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很快转化为迫切的对外求知欲望。在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他们的眼界被打开,跟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把目光投注到西方的文化形态、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他们最终发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此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代精英,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开始把自己传统的使命感转化成为拯救中华民族命运的迫切要求和具体探索,致力于工农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

从这代人的崛起到新中国的建立,其间所经历的一切,已形成辉煌的历史光环,笼罩在这一代革命者的头顶之上,化作传奇遍颂于神州大地。那些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红米饭、南瓜汤、草根、树皮,坚定了他们的信仰;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残酷惨烈,雪山、草地、老虎凳、竹签子,砥砺了他们的性格。他们认定现实社会的不合理和共产主义的完美先进,加上艰难困苦的磨练,因此,这代人对理想的追求是毫不动摇的。他们在战争年代那种献身理想、英勇不屈的斗志,蔑视困难、视死如归的胆魄,一扫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萎靡之气,赢得了人民的钦佩。同时,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层,“老子坐天下”是“老子打天下”顺理成章的结果。当这场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在中国建立起无可动摇的领导地位。绝大多数中国人心悦诚服地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颂歌。

毛泽东可以说是第一代共产党人的代表。他依据中国的国情,灵活地应用马列主义于革命的实践,甚至于把它的思维和语言,改变成中国人乐于接受的形式,扭转了外来文化体系在中国成为社会统治思想所必然带来的排斥心理。而且他善于发展和创造,从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第三国际的任何论断都必须恪守无误。这些都是中共党内言必称希腊的布尔什维克们望尘莫及的。同时,他深谙中国社会系统的运作和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具有出众的组织才能和刚柔相济的谋略,善于把共产党的多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些特点,使他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关键时刻脱颖而出。他以出类拔萃的领导艺术,指引全党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取得了胜利。于是,毛泽东的最高权威地位得到全党的认同,这与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一样无可动摇。顺乎逻辑的结论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

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的足迹和对社会、民族发展进程的影响,无论是正向的还是逆向的,都是后来者望其项背难以并肩而论的。没有他,很难设想中国共产党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里,能够从遵义会议时的困境,一跃而夺取全国政权;同样,没有他,无法设想有谁还能发动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全民赤膊上阵的经济和政治运动。

强调领袖的魅力和作用,在那个时代是很明显的。它起到了振奋民族,加强凝聚力,加速了古老文化向现代转进的过程。但是它也具有消极的作用,即容易导致唯意志论的滋生和个人迷信的出现。比如过分地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在大跃进时代具有典型的意义。在当时一篇“大面积卫星田是新方向”的报刊文章中,作者借用农民言论的形式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今后只要不停的解放思想,拿出更大的干劲,就能叫土地听话,要它每亩打三万,它不敢打二万九。”[1] “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2]“做庄稼的公式:要它长多少——努力办到——就能长多少。”[3]这些明显都是唯意志论的产物,以后更有“精神原子弹”之说。

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使他博得了党内其他领导人由衷的崇敬和遵从。众多同样杰出的第一代革命家群体被笼罩在他的灿烂光辉之下,相形渺小和暗淡。更糟的是,他们也心甘情愿地把毛泽东视为真理的化身。因为多年来的实践告诉他们,凡是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大都是他们错了,真理似乎永远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中。可以说,毛泽东不仅是全党当然的政治领袖,也是全党理论上的导师。历代古人曾经企望而不可及的“君师合一”,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实现。

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43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设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书记处,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4]也就是说,如果党内有与毛泽东不同意见分歧,即使是多数也不能通过,这又从制度上确立了毛泽东拥有最后拍板的权力。长此以往,大多数第一代革命家在毛泽东面前已失去了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如《大将罗瑞卿》一书中写道的:“这也许是我们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共同悲剧。只要毛泽东在思考,他们就习惯地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分机器。”[5]

第三代人从小就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他们步履蹒跚时,就会喊“毛主席万岁”;他们打开小学课本的第一页,最早写下的也是“毛主席万岁”。他们先是以“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目标,接着立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最后发展到建立起广泛的红卫兵组织,捍卫红司令——毛泽东。可见,这代人与毛泽东这三个字的关系太密切了。他们从父母和师长那里,首先学到的就是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敬,随着他们长大,这一感情就逐渐融入到“理性的”思维中。于是,个人崇拜产生了。

毛泽东在早期曾经抵制过对他个人的崇拜,而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他在“七大”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经他提议规定了六条措施,防止个人崇拜。在斯大林的错误被披露出来之后,毛泽东提出要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政治局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文章将中国党应吸取的教训归纳为四条:一、必须警惕:有些人当他们为了党和国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绩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的时候,便有可能利用这种群众的信任去滥用权威,做出一些错事来;二、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三、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四、继续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6]

在中共八大上,再次强调了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只有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实行充分有效的集体领导,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可能尽量少犯错误。邓小平强调了要发扬下级党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纠正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特别是要继续坚持地执行中央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责任编辑:宋晨希]

标签:红卫兵 毛泽东 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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