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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胡风欲参加老友追悼会遭拒 花圈不许放灵堂

2013年08月23日 15:3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雷颐

核心提示:此时,远在四川一个偏僻山村的胡风虽然放出“保外就医”,但仍未平反。听说老友平反、开追悼会,于是给朱微明写封短信,说走了很远的路才发出这封信,希望能到上海参加追悼会。

本文摘自:《逃向苍天》,作者:雷颐,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1979年,开始“解冻”,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开始平反。彭家也积极努力,争取为彭柏山平反。在这种时刻,能否平反、平反是早是晚、平反到何种程度,“关系”都至为重要。前一年恢复高考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彭小莲,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在北京“找关系”的主要任务。

经过种种努力通过种种关系,彭柏山冤案终于得到平反。1980年6月末,在上海由市委书记主持了彭的平反追悼会。此时,远在四川一个偏僻山村的胡风虽然放出“保外就医”,但仍未平反。听说老友平反、开追悼会,于是给朱微明写封短信,说走了很远的路才发出这封信,希望能到上海参加追悼会。但是,非常想让胡风参加追悼会的朱微明,却被这薄薄一张信纸吓坏了,立即上交“组织”,由组织决定。因为:“她已经被所有的‘教导’把脑子洗得很干净了。她永远会听见那些低沉、繁复而沉闷的声音,让她作为一个党员,保持原则。”“组织”认为“胡风事件”虽然改正了,但胡风本人的问题中央仍未表态,所以不同意胡风参加追悼会。朱微明后来坦率承认:“说真的,我已被极‘左’路线吓破了胆,年年岁岁我怕搞‘运动’,做‘靶子’,我那‘反革命家属’的辫子随时控制在领导的手上。”不仅不许胡风参加追悼会,连他请上海的朋友代送的花圈,都不许放在灵堂。(《他们的岁月》,第268页)

不过,朱微明心中仍惦记着胡风。1981年初她到北京探望胡风,看到精神已有些异常的胡风医疗条件极不理想,回上海后几经努力,由市委领导批准接胡风到上海治疗,住进最好的医院、由最好的大夫诊治。胡风的夫人梅志陪同来沪,就住在朱微明家。这时,日本研究胡风的专家近藤龙哉经人介绍,非常兴奋地来到上海找到朱微明,想见一见自己研究多年的胡风。但是,朱却将其拒之门外,只是给他写了纸条一张,要他先去见“组织”,要经她所属的文化局批准后才能与胡风见面。文化局没有批准近藤的要求。几天后,朱将近藤之事告诉梅志,不想梅志执意要到锦江饭店见近藤,朱则认为此举不妥,可能带来麻烦,坚决不同意,二人大吵一架。当梅志赶到锦江饭店时,近藤刚刚离沪回国。后人或许会认为朱不近人情,其实在当时这是最“正常”的思想。她“最怕的是这个日本人把事情搅黄了,怕她千辛万苦帮助胡风联系到上海的治病,因为‘勾结’了外国人,被赶回北京,她更加害怕的是,再有一次政治运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被这个日本人‘陷害’的”。“外事活动不经过我们的‘组织’,是会罪加一等的。”这种恐惧,是现在的青年一代所难以理解、想象的。(《他们的岁月》,第283、285页)

确实,在“组织”看来,彭柏山仍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他的平反追悼会上,并未批准在他的骨灰盒上覆盖党旗。三年后,彭才完全“平反”,标志是“组织”同意在他的骨灰盒上加盖党旗。1983年10月31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元化主持了彭柏山的骨灰盒加盖党旗仪式。(《他们的岁月》,第273页)逝者遗体、骨灰盒能否覆盖党旗,“组织”非常慎重,其家人也非常重视,这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也是一种新的“殡葬文化”。

“人生禁得几拳头!”这是聂绀弩先生1979年底,辗转听说老友彭柏山遭遇后写的《挽柏山》中的诗句。确实,命运只消几记重拳,就将彭柏山狠狠击倒。但他的一生,正如海明威所言:“一个人可以被摧毁,但是不能被打垮。”(A man can be destroyed,but not defeated)

[责任编辑:唐智诚] 标签:追悼会 花圈 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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