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阻碍了中国真正繁荣富强

2012年03月01日 08:23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雷颐

字号:T|T
0人参与 0条评论 打印 转发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六君子被杀,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为了根绝隐患,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春夏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惶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自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首先攻打使馆区。结果当然是主战派胜利,主和派认为中国大难将至,光绪与许景澄等三人在廷上团聚共泣,却毫无办法。许景澄等五名主和大臣不久被清廷处死。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而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同时破灭,团民纷纷四散,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惶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义和团的悲剧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它排斥、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这种仇视当然事出有因,如中国文化中“华夏中心”、盲目排外的传统,更有近代中国屡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过唯其如此,使人更感“戊戌维新”的难能可贵。维新运动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使先进的中国人深受刺激,认识到只有像日本那样“维新”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才能强大。他们不因日本侵略中国、残酷屠杀国人而反对“维新”,怒斥“维新”的种种不是,反而明确提出要学习敌国日本的“维新”,这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维新派提出向敌国学习,承认敌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很容易被指为“汉奸”、“媚敌”、“卖国”,所以只有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样有胆有识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甲午战败后提出“借法自强”。而义和团运动则明显是维新运动的反动,因此才能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愚昧、顽固、落后、守旧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维新派的“借法自强”与守旧派的“夷夏之防”二者虽如水火不相容,若仅从“爱国”的角度看,二者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将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借法自强”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而“借法自强”者则往往被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反对者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但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而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末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不同内容地主张“借法”的中国人的努力结果。

对义和团,清政府最初只想到“民心”、“民气”可用,而狡猾地加以利用,但并未想到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它便很难控制其方向、规模,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灼伤。而义和团本来就有满腔怒火正待喷发,一朝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更一发而不可收,而没有想到自己只是官方的一种工具,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自己首先会成为牺牲品。从中也可看出历史的复杂性。

对义和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负面作用。陈独秀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认为义和拳的道路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他们对义和团的观点或许不无简单、片面、苛刻之处。但一场正义、英勇的运动却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历史悲剧,莫过于此!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义和团 民族主义 光绪 清朝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凤凰新闻客户端 独家独到独立
 分享到:
更多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商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