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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前总编辑忆胡乔木对刘晓庆要求入党的批示

2011年11月27日 10:21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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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但使他大为惊讶的是,就在他从北京回沪大约半个月后,《文汇报》文艺部记者给他看了一份复印件,是胡乔木写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信:“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刘晓庆写的《我的路》,我认为写得很好,她的个人奋斗经历是不容易的。听说最近她积极要求入党,希望你们热情帮助她,鼓励她进步。此致敬礼。乔木。”

上海《文汇报》前总编辑马达 资料图

本文节选自经济观察网 作者:雷颐 原题为:一位“红色老报人”的回忆与思考(下)

马达的经历自然“阅人无数”,与一些“大人物”也颇有交往,但却少有专门忆述,对熟人张春桥姚文元,着墨也不算多。当然,对他们在“非常时期”种种表现的回忆叙述,确是点睛之笔。但是,他却专门回忆了与柯庆施、胡乔木的交往。他对这两位“大人物”的回忆,更显示了政治、人性的复杂。

马达与胡乔木交往不多,但有回胡乔木在两天之内三次找他谈话,却使他印象深刻。

1986年初秋,《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突然接到胡乔木办公室电话,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关照,请马达立即到他家里谈谈。一年前,正是胡乔木提出要马达参加共青团九大的文件修改班子。胡对一些文件修改做出了具体指示使马达印象深刻:对文件的起草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字斟句酌,极其精细,有学者风度。此刻他要身居上海的马达立即到他家谈谈,定有非常紧要之事,马达立即在第二天乘飞机赶往北京,次日一早就与“北办”一位记者来到胡宅。

他走进胡的会客室,见当时的中宣部长邓力群已经在座。他刚与胡寒暄,胡乔木就打断了问候,开门见山地问道:“为什么文汇报要连载刘晓庆的《我的路》呀?”马达怎么也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连忙回答:“那是她写自己从事电影活动的经历。”胡反驳道:“什么我的路呀,那还不是鼓吹个人奋斗,个人成名……”马达赶紧解释说:“倒也不是,她个人奋斗,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的。”这时,胡有些不高兴,严肃地说:“马达同志,你是个老党员,你们提倡个人奋斗,走个人奋斗的道路,党性原则到哪里去了。”见胡将问题提到如此程度,马达不再分辩。随后,几乎是胡一个人的独白,他长篇大论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反对抽象的人道主义,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理,从学雷锋讲到见义勇为……一直讲了近三个小时,已是中午时分,马达说:乔木同志,你太累了,你休息一下吧。见胡点头,马达立即告辞。整个谈话过程,邓力群只是不停抽烟,一言不发。

在回来的路上,马达一直琢磨不透这次谈话究竟是何目的,如果说是为了批评《我的路》和批判人道主义,按过去一贯的做法打个电话或写个指示就行了;如果是为了理论讨论,实际是胡一人宣讲,并无讨论。

回到“北办”后,他就买了第二天下午返沪机票。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又接到胡乔木秘书的电话,要他上午再去谈话,并关照不要带记者来。这次,邓力群仍是已经在座。胡开头就说:“我还想和你谈一些事。”但停一会儿才又开口说话:说前两天他到人民日报宣布了中央对胡绩伟、王若水的处理决定……这次谈话只有一个多小时,仍是胡一人独讲,邓力群一言不发,但这次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胡乔木是一步点明主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不积极,反精神污染半途夭折,他们也不愿意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避免不了的。”他越说越激动,站起来踱几个方步,还点了一位名作家的名字批,然后说:“有些人,党内有,党外也有,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番话使马达感悟到:“在他看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北京阻力不小,他想通过和我的谈话,能够在上海有所进展。”政治经验丰富、对此又有自己看法的马达一时不知说何为好,恰好胡要出去参加一个会议,马达也就回到北京办事处,准备下午飞回上海。

他刚刚躺下休息,胡乔木的秘书又打来第三个电话,要他下午再去谈话。他只好退掉机票,如约前往。这次胡只有一些具体的事情请他转达上海市委,有上海文联要更换主席、对某人的问题要严肃批评、汉语大辞典的编纂、毛选印刷等笔。马达拿出小本一一记下,心想:“身为中央首长,权力真够大,管的事也真够宽的。”

但使他大为惊讶的是,就在他从北京回沪大约半个月后,《文汇报》文艺部记者给他看了一份复印件,是胡乔木写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信:“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刘晓庆写的《我的路》,我认为写得很好,她的个人奋斗经历是不容易的。听说最近她积极要求入党,希望你们热情帮助她,鼓励她进步。此致敬礼。乔木。”

不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已吹开,在1987年初达到顶点。“按照上级部署,责令我们检查一年来的报纸。对外界关于文汇报、文汇月刊几个有议论的问题,我又得考虑如何做检讨了。这时,忽然想到,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老报人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些老总,不但会编报,而且还有一个别人很难学的本领:会写检讨。’再一次回味这句话,只有苦恼人的笑……”(《马达自述》,第91-96页)

红色报人60年。曾参加和领导过9张报纸的工作,并在其中5家报社担任过总编辑,关键时刻两次出任重要报纸的领导,他自然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理论作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对报纸的引导舆论和反映舆论两种功能的关系、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自由概念的内容和提法、对如何理解“政治家办报”、对主管部门应如何管理报纸、总编辑的地位与作用……他都有深刻见解(见《马达自述》第149-241页)。他非常谦逊地说,自己的思考“既无宏旨大论,又可能有不符合通行说法的观点。但我相信,真理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从实践中产生又被实践检验了的。办报也是这样。”这些,是他60年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应该成为中国,或者说新中国新闻理论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1986年 报人 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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