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中国“平反”记:政治局委员也不能做主
2010年05月19日 10:40 经济观察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文章摘自《经济观察报》第460、461期 作者:雷颐

核心提示:1977年3月26日是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音乐界都将举行纪念活动,李德伦因此向一位他认识的文化部副部长建议中国也在3月26日举行纪念贝多芬的演出,以示“平反”。但这位副部长知道兹事体大,不敢擅做主张,于是请示部长;部长也不能决定,于是请示中宣部;中宣部也做不了主,于是请示主管文化的政治局委员;这位政治局委员还是不能做主,于是提交政治局讨论。

1977年一个春日的早晨,我还在部队当兵,每天早饭后的一小段“自由活动”时间,连队的有线广播都是转播中央人民电台的节目;当我听到广播中突然说,下面我们播送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时,像触电一样,几乎要从饭堂的橙子上弹起来。

实在是太意外了!虽然那时“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几乎每天都有令人兴奋的消息从广播中传来,不是“大干快上”就是某位老干部被“解放”,文艺方面最大的“解放信号”就是每隔几天就有一两首“文革”中被禁的歌曲重新播放,意味着“平反”。但这些被“平反”的都是“文革”前的“革命歌曲”,像《洪湖水浪打浪》、《绣金匾》、《十送红军》等等,重播外国“贵族资产阶级音乐”,这还是第一次。我知道,这些音乐在“文革”前就被禁了。因为我父母曾经非常喜欢听中央台的“外国轻音乐”节目,但在我的印象中,这档节目在“四清”开始前就停播了,因为他们当时喜欢与几位“臭味相投”的同事谈论听后感,“四清”时被揭发出来就曾经挨批,更不必说在“文革”中这成为“罪状”之一。在“文革”中,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公开,他在1963年12月严厉批评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版)这“两个批示”在文革十年经常读、背,我也“长大成人”,知道了“外国轻音乐”停播、甚至听一听就是“罪过”的背景。就在“文革”后期,还专门批判过“无标题音乐”,点名批判贝多芬呢!

所以,这时突然听到中央台重播贝多芬,不能不令人震惊,这不仅意味着“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被否定,还意味着“文革”前的某些“左”的东西也被否定。当时,我不可能知道,重播贝多芬是经过政治局讨论才决定的,只是佩服电台有勇有谋,敢于播出贝多芬,并在前面增加“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导语作为“合法性”依据。

列宁喜欢贝多芬,有他夫人及高尔基的回忆为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最高层号召学全党全国人民要读“马列七本书”,这样,在“毛选”四卷外,终于还可以读马恩列斯的书了。但“马列”毕竟是洋人,所以还出版了一些诸如“名辞解释”和“文革”前出版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籍、文章,配合学习。列宁夫人回忆说:“印涅萨是个很好的音乐家,她鼓动大家去听演奏贝多芬作品的音乐会,而她自己把贝多芬的许多作品演奏得很好。伊里奇喜欢音乐特别喜欢‘Sonatepathetque’,经常请求她演奏。后来,在苏维埃时代,他还到过瞿鲁巴那里去听某著名音乐家怎样演奏这一奏鸣曲。”(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1年12月北京第3次印刷)“Sonatepathetque”,即贝多芬著名的《悲怆奏鸣曲》。据高尔基回忆,列宁非常喜欢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有一个晚上,在莫斯科,在叶·彼·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前妻,译者注)的住宅里,列宁听到伊撒亚·多波洛所奏的贝多芬的几支奏鸣曲,他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超越人力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人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于是眯起眼睛,露出微笑,他不大快乐地添加道:‘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来。但是现在,谁的脑袋也不能抚摸一下,——您的手会被咬掉的。您一定要打脑袋,毫不留情地打,虽然我们在理想上是反对用暴力对待人的。唔—唔,——任务是多么可怕地艰巨啊!’”(高尔基:“列宁”,《回忆录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无论“悲怆”还是“热情”,列宁都喜欢,确凿无误地说明列宁对贝多芬的热爱。

刚粉碎“四人帮”,确有必要用列宁来为贝多芬提供“合法性”。不过,当时人们没有注意到列宁对高尔基赞美贝多芬时的这后半段:音乐其实会使他说出一些“漂亮的蠢话”,使他感叹“人们的脑袋”在“肮脏的地狱里”也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而现在的任务却是“一定要打脑袋,毫不留情地打”,所以他“不能常常听音乐”。但是,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IlyaEhrenbury)在1960年代写回忆录时注意到了此点,在追忆列宁的不长片断中却大段摘引了高尔基的这段回忆。他特别说明,之所以摘引这么长一段引文,是为了说明“列宁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人”,“是因为它和我的生活、我的思想”,“它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命运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版)

他所说的“复杂性”,即列宁一方面担心美好的音乐会妨碍他打破旧世界的决心和勇气,一方面仍常常听音乐、尤其是还喜欢听贝多芬。确实,包括严酷的斯大林“大清洗”时期,苏联一直没有禁止贝多芬,没有禁止古典交响乐。也可能因此,“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一片空白”才成为中国“文革”时概括“样板戏”意义的经典论断。当然,“文革”话语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争论时,对包括贝多芬在内的西方古典音乐的批判就成为“反修防修”斗争的一部分。从1963年底起,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批示、批评越来越多,口气越来越严厉,外国音乐渐被禁止播出、演奏。当时的主导观点“强调只有民族的才是国家需要的,外国的不行。我们现在反对修正主义,要让民族的去打头仗。贝多芬?贝多芬就是资产阶级,交响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怎么反对修正主义?没法反对。”一时间,“取消交响乐”成为代表“革命”的意见,一些地方的管弦乐队被解散,洋乐队要改为民乐队,一些洋乐乐手开始改行,李德伦回忆说:“曾流传一个‘三十而立’的故事:音乐家从小拉提琴是横着拉的,到30岁时,被迫立起来改行拉二胡了!”(李德伦:《交响人生》,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这时,连中央乐团能否存在都成为问题。为了生存,中央乐团在1964年3到4月间搞了一个“活命月”,对外则称交响乐“普及月”,就是到基层演出节目、介绍乐器知识。当然,只能演奏革命歌曲,连“大跃进”时“洋为中用”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因属“才子佳人”都在禁演之列。尽管许多地方群众一再要求演“梁祝”,甚至发生过演出结束后群众不让走、在他们上车后向他们扔石子抗议的事件,使他们处在既不能演,也不能说明是“上面”不让演的尴尬境地,只能一再向观众道歉。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指示,乐队只要“中国的多,外国的少”就比较合适,“咱们中国多的不搞,搞四个交响乐队,北京一个,上海一个,广州一个,沈阳一个,就够了”,使中央乐团得以暂时保留。中央乐团当然格外珍视这次“死里逃生”的机会,创作排练“革命歌曲大联奏”。此时已开始“大学毛著”运动,不但创作者要边创作边学,演奏者在排练时也要先学“毛著”,而且学一段,奏一段,奏完总结,然后再学再奏,直到排练成功,这时便要说这是学“毛著”的成果。(罗筠筠:《李德伦传》,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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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颐 编辑: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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