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闻一多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2010年02月08日 15:07 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在时时面临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国,要成为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闻一多由对政治的不甚关心到全身心投入其中,由对共产党的敌视、反对转为对该党的坚决支持、拥护,是颇具代表性的。

文章摘自《东方》1993年创刊号 作者:雷颐

在20年代以诗集《红烛》饮誉一时的狂放诗人闻一多,在40年代却以倒在血泊中的“民主斗士”震惊全国。纵观闻氏不长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却充满了令人心惊的戏剧性变化和内在的“紧张”:由感情奔放如烈火腾烧的诗人突变为埋首故纸堆的冷静学者,又由躲在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一跃而为怒争民主自由的勇士,由对共产党的长期敌视急转为该党的忠实信徒……闻一多的这些变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一代知识分子在云诈波谲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如何苦苦探寻救国之路、追求自我救赎这一悲壮历程的最佳焦点。

1912年,年仅13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美国人创办的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又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科学知识、文艺观念直到价值体系,无不深受其影响。

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在清华,他发起成立了好几个文学艺术社团,以呼应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替宗教说”。他在《美司斯(Muses)宣言》中声称:“生命的量至多不过百年,他的质却可以无限度地往高深醇美底境域发展。生命底艺化便是生命达到高深醇美底鹄的底唯一方法。”当时正在崛起的白话文运动,使他开始尝试新诗创作,并与梁实秋等人创办了小有影响的“清华文学社”,为新文学运动推波助澜。在美国,虽曾与一些清华同学创办了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大江会”以慰故国之思,却并无具体活动便旋告解散。他依然沉潜在美术与文学之中,且于1923年秋在国内出版了诗集《红烛》,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

1925年6月,豪情满怀的闻一多回到动荡不安的祖国,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能与徐志摩等利用《晨报》副刊每周出《诗镌》一次,继续进行新诗探索。由于他们讲求修辞,用律严格,后来被称为“格律派”,为新诗早期发展的三大流派之一(另两派为自由派与象征派)。这期间,他发表了著名的《死水》一诗,努力想把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统统溶于诗中。徐志摩曾坦承自己的诗歌受到闻一多的影响:“我想这5、6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正当他们沉醉在象牙塔之中的时候,奉系军阀于1926年4月攻入北京,枪杀著名报人邵漂萍,大肆迫害文化人。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的情势中,闻一多只得举家返乡。然而家乡也不平静,北伐已经开始,湖北不久就成为两军鏖战之所。为了生计,闻一多又来到上海,在作为国家主义立足之点的政治大学谋一教职。但北伐军旋即攻入上海,封闭了政治大学,紧接着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事变。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时局没有平静过一天,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流血、屠杀、死亡……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闻一多再也难抑悲愤,像一座突然喷发的火山,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愤懑。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心跳》《一句话》等不甚讲求修辞,但却充满火一般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却又是长久的沉寂。面对极其复杂的现实,徒有满腔热血的诗人又备感无奈,在各种政治力量间不知何去何从,茫然无措……最终,他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心如止水,对世事过问无多而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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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颐 编辑: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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