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谈“信古、疑古、释古”
2009年11月12日 16:01 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转自作者博客)

前年我应邀在一次小型学术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后经友人整理,发表在《中国文化》第七期上,标题为《走出疑古时代》。最近辽宁大学出版社印行我的小书,书名便移用了这个题目。对于有关问题,我本已没有新的话可说,只是发言中引到冯友兰先生的一个提法,未能详细说明,有些遗憾。正好《原道》创刊,要我就这个问题写些东西,于是想略谈几点,作为那次发言的补充。

我所引冯兰先生的话,见于三十年代后期他为《古史辨》第六册撰的序,近年已收入《三松堂学术文集》。冯先生说:“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作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种的学问,对于一个人,都是太大了。一个人只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须如此。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期间无所谓熟轻熟重。”

冯先生的这段话,由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1期作为补白的“语林”摘录了,已经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好多年来,学者们谈起冯先生的“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总是当作三个阶段来理解的,甚至认为三者的关系是辩证法的正、反、合。重看上面引的有的原话,冯先生只讲了三种趋势,没有说三个阶段。他提到的“阶段”,是说审查史料和融会贯通为历史研究工作的两阶段,不是以“信古、疑古、释古”为三阶段。不过,细心均为历史研究所必须,但融会贯通究竟应居审查史料之后。因此,冯先生所说的三种趋势,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带有三个阶段的意味。不少人将之理解作三阶段说,不能认为出于无因。

“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涉及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信古”一名之生,是由于疑古思潮的兴起,在疑古出现以前并无其说;而“释古”一名的提出,又是为了与疑古有所区别。所以,“信古、疑古、释古”一说的出现,关键仍在疑古思潮的盛行。疑古思潮最盛的时期,正是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冯友兰先生“”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是针对当时业已充分展开的这一思潮及其影响提出来的。

疑古有着相当久远的根源,疑古思潮中的不少著作,已经把这一点反复说明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有好几次流行疑古的风气,各有代表的学者和作品,就其成果的承袭来说,确有一贯的脉络。但是,各个时期的疑古之风,其历史、文化的背景互不相同,绝不可一概而论。

疑古之风的首次流行,是在宋代。北宋庆历以后,学风丕变,如王应麟《困学纪闻》所云:“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故训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士梗。”宋儒之学的一般特点,是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注疏之学2,从而能摆脱注疏的约束,直接考察作为经典的古书,自行裁断。集宋学大成的朱子,便是富于这种精神的,其流风遗韵直至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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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学勤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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