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极右反共组织幕后大佬竟是孙中山之子
2010年08月17日 18:03 凤凰网历史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西山会议派”对他抱“极大的希望”,不仅在于“西山会议派”看重他是孙中山的“哲嗣”,更因为孙科长期从事为孙中山先生筹款的工作,手上掌握可观的财源,可向“西山会议派”直接提供经费支持。事实上,西山会议及“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的总部,经费皆由孙科支出。因此,虽然孙科未出席西山会议,但他“实际上是西山会议派中心”。

 

资料图:孙科

本文摘自《革命年代》 作者: 高华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1917年夏孙科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回国,担任非常国会及外交部秘书,主要从事为革命政府筹款的工作,从而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1917年起,孙科由廖仲恺推荐,连任三届广州市市长,对推动广州市政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22年下半年起,孙科开始担任负责职务。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主持召开改组国民党会议,指定孙科等9人组成国民党改组案起草委员会。次年10月,孙科被其父派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参加筹备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在大会上宣布改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国共合作的局面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同时,它也成为对原先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一批国民党人士的严峻考验。作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自然也莫能例外。

孙科虽然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并代表临时中央执委会作了关于党的章程草案的报告,但却竭力反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在孙科看来,容纳共产党后,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将受到威胁;而排拒共产党将不影响国民党实行联俄和扶助农工政策,孙科对联共政策的反对态度受到了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孙中山划掉了原先拟定的中执委名单中的孙科名字,使他在国民党一大未能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参见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苏]纳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孙科尽管受到其父的批评,但是他并未改变自己的观点,从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至北伐前夕,孙科反对联共政策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孙科为中心,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据点,形成了一个反对国共合作的“太子派”右派集团。孙科在国民党内资历、声望皆不能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相比,孙中山在世时,孙科并未能担任军政要职。孙科在国民党内之地位,基本上乃是由于孙之特殊身份而造成。孙中山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他的唯一儿子孙科,也无形中受到各方的另眼看待。

孙科在国民党一大后,主持广州市党部的工作,由于国民党当时之势力,仅及广州一隅,因此市党部地位虽低,但在整个党内却有着特殊地位。孙科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自国共合作建立之日起,就公开表示怀疑。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科发言反对国共合作,遭到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驳斥。1924年6月1日,孙科和黄季陆联名,攻击共产党员违背国民党党纪,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要求“制裁”共产党的提案。他还劝告廖仲恺,不要轻信共产党人。参见杨新华:《武汉反共与孙哲生》,载《现代史料》第2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3年版,第181页。

由于孙科的特殊身份和他的露骨反共态度,一个以孙科为中心,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据点的反对国共合作,名叫“南堤俱乐部”的“太子派”在1924年开始形成。属于这个派别,在当时和孙科交往较多的国民党员有吴铁城、傅秉常、马超俊、梁寒操、李文范等,邹鲁、伍朝枢等国民党元老和孙科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第二,孙科积极支持“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开始抬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西山会议派”。孙中山之死,一方面对依赖其父声望扩展自己势力的孙科无疑是一沉重打击;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又使孙科少了一重大限制。孙中山在世,孙科毕竟不能大张旗鼓和其父主张对着干;孙中山病逝,孙科遂可正式实施其反共主张。

因此,在一致主张反共的前提下,孙科和“西山会议派”一拍即合。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孙科虽被选为政府委员,同时担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组织部长、广东省政府建设厅长等职,但在充满国共合作气氛的广州,孙科显然不受欢迎。因此,孙科极谋对外发展。1925年11月23日,当国民党右派在北京举行西山会议时,孙科适在沪,为和“西山会议派”遥相呼应,孙科邀请部分国民党右派开会商讨反共对策,决定联络北大“民治主义同志会”等右派组织,以及黄埔军校及南北各大学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11月25日,“孙文主义学会”上海分会在沪成立。孙科的积极反共态度,使他获得“反共大将”的称号。《黄季陆谈孙科》,《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8辑,台北:1978年,第284页。

“西山会议派”对他抱“极大的希望”,不仅在于“西山会议派”看重他是孙中山的“哲嗣”,更因为孙科长期从事为孙中山先生筹款的工作,手上掌握可观的财源,可向“西山会议派”直接提供经费支持。事实上,西山会议及“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的总部,经费皆由孙科支出。因此,虽然孙科未出席西山会议,但他“实际上是西山会议派中心”。

陈公博:《苦笑录》上,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106页。孙科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儿子,直接卷入“西山会议派”反共活动,无疑给新成立的广东革命政府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竭力争取孙科。1925年12月,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协助下,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和孙科、戴季陶、邵元冲会谈,陈独秀向孙等表示中共无意“包办”国民党事物,希望他们为了国民革命前途和中共合作。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辑社1980年版,第67页。

在陈独秀的劝说下,孙科表示可考虑回广州。在此同时,国民党右派、广东国民政府代表吴铁城也专程赴沪,“苦劝”孙科和“西山会议派”脱离关系,立即返穗,吴铁城向孙科进言:“党内不可分裂,免为共产党所乘。对付共产党乃整个问题,应从长计议。”《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版,第131页。在这样的背景下,孙科与吴铁城一道返回广州。尽管孙科返穗在客观上是对“西山会议派”一个打击,但是孙科在思想上和“西山会议派”仍保持联系。1926年1月11日下午孙科自沪返粤,即到黄埔军校探访蒋介石,商量在国民党二大庇护“西山会议派”的对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4册,第17页。“三二 ”事件前夕,孙科和吴铁城、伍朝枢秘密向蒋介石提议,“将首要共产党员十数人,送到中山县附近一个小岛或送到海上去”,《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版,第131页。

对于孙科的反共活动,当时中央部分领导人就主张予以反击,1926年初,在筹备国民党二大时,周恩来、陈延年和鲍罗廷就曾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孙科的党籍《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9页。,但碍于孙中山的情面,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孙科不仅未被开除党籍,反而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因此,在1924—1926年国民政府时期,孙科在政治上一直被认为是“反动的右派”。《陈独秀1926年7月对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政治报告》,转自李云汉:《从容共清党》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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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华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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