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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罪名源于用马克思主义批评延安特权制度

2013年05月03日 15:52
来源:书屋 作者:董国强

核心提示:他用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批评边区的等级特权制度和官僚主义现象,结果却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自由化”的罪名。

本文摘自:《书屋》2004年第3期,作者:董国强,原题为:《“王实味现象”解析》

自从戴晴撰写的《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问世以后,“王实味”这个名字对于我们便不再陌生。然而,我也注意到,尽管近十几年来有那么多关于他的书和文章问世,他的个人生平和思想属性在人们心目中依然十分模糊。坊间广泛流传的某些历史评价,在我看来是完全不着边际的。

我想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其客观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王实味传世的作品非常有限,只有几篇小说和几篇杂文(参见黄昌勇编著之《王实味——野百合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人们仅仅依据这些有限的材料确实很难对他的生平和思想进行深入细致的刻画与分析;其主观原因,是自戴晴始,人们在论述王实味的时候,似乎过多地倾注了个人的主观情感和精神寄托,历史叙事变成作者们现实批判的某种隐喻。这样,王实味就不再是历史上一个活生生的客观存在,而被升华为某种终极理想价值的精神象征。这个现象,在近现代中国史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领域并非罕见。

那么,洗去后人主观雕饰的重彩铅华之后的王实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根据熟悉他的许多人的回忆,现实生活中的王实味并不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物。他的性格狂傲、孤僻、偏执、吝啬,似乎缺乏中国人所推崇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他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冬天搬把躺椅在门前晒太阳”以外,没有其他业余爱好,日常生活单调而缺乏情趣。他对别人参加跳舞、唱歌等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他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取一种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姿态,一旦意见不合,便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因此,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也不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儿子、丈夫、父亲和情人。

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向往革命的冲动,这或许与他的出身和早期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河南潢川一个破落乡绅家庭,因为家庭贫困,曾经从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北京大学两度辍学,从十八岁开始就不得不自食其力。为了谋生,他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足迹遍布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先后从事过邮政局实习生、中小学教师和政府机关低级科员的工作,也曾经在上海亭子间里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个人生计长期没有任何保障,饱尝世态炎凉、社会不公和战争离乱之苦。他早年发表的几篇小说,既记录了一个充满纯真理想的青年踏入复杂的现实社会以后的种种主观感受,也揭示了他由不满现实到投身革命的思想根源。

他曾经两度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入党是1926在北大读书期间。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和组织观念十分淡薄,而“小资”情调却十分浓厚。不久就因为追求党内女同志,与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的学生支部领导人发生龃龉,被指为“入党动机卑鄙”,最终被北大党组织开除。这件事显然造成他对组织的某种不满。目前尚无史料显示在1930年前后,作为一个无党派文学青年,他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士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文化人士之间的主观价值取向,但他显然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陈源、徐志摩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受到他们的器重。他的小说作品多经由陈源、徐志摩之手发表于《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和《新月》等刊物。因此,他1937年再度入党,奔赴延安,其历史背景和思想动机值得进一步探讨。

[责任编辑:唐智诚] 标签:王实味 民主 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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