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与30年代“新专制主义”
2010年08月04日 14:21 学术中国 】 【打印共有评论0

20世纪10-20年代,大批接受西方现代教育、具有“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学成归国,对中国的思想启蒙发挥过重要的影响。从10年代中后期的“新文化运动”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宪政运动”,是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最辉煌的时代。但是此后不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发生了一次裂变。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等人为代表,转而成为“新专制主义”的热心鼓吹者。

对于他们思想转变的原因,学界已有一些论述。如许纪霖先生认为:新式独裁的鼓吹者“绝非满脑忠君念头的旧派人物,而是堂堂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前不久他们还在热情地要求民主宪政,而今一旦发现民主与统一的现实悖论,就以国家统一为轴心由民主转向了独裁。”1

陈先初先生亦在论述张君劢的转变时指出:“近代中国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最初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都是英美式的自由主义。30年代,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他们暂时降低了自由主义的要求而迁就权力主义,企图以支持现存政权的方式统一全国,抵御外辱,同时换得自己入朝参政的机会。”2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以现实政治压迫、民族主义情绪和统一稳定诉求等客观原因解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我非常赞同。但同时认为,还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即中国传统的“精英政治”观念的影响和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后者)的隔膜。本文试就这两个方面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当我们讨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知识构成和思想倾向时,往往会注重其留学英美的教育背景和经历,而忽略了传统观念和意识对他们潜在的影响。

笔者认为,正规、系统的学校教育,对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社会实在是一所大学校。社会环境、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对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养成,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考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之形成的时候,我们既要看到他们特殊的西方学校教育背景对其政治理念的影响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他长期所处的中国社会环境对他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式的影响。毕竟,他们在出国前和归国后,是长期处于传统文化氛围浓烈的中国社会之中。传统价值理念的附载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字、文学作品、传统典籍、生活习惯、社会风俗、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载体。

格里德在论述胡适思想时曾经指出:“在美国作学生的时候,胡适满怀热情欣然接受的,是那些他的早期教育已为他奠定下根柢的思想,而且,他只是吸收了与他到美国之前虽未坚定于心,却也显露端倪的观点最为合拍的那些当代西方思想。”3

胡适对此也有一定的自觉,他在1927年2月所写的《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中说:“平心说来,我们这一辈人都是从古文里滚出来的,一二十年的死工夫或二三十年的死工夫究竟还留下一点子鬼影,不容易完全脱胎换骨。”4

我想,他们的这种判断,几乎适用于每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活跃于20--30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有“旧学”的知识背景。在传统文化氛围中接受启蒙教育的时候,一些传统的政治观念,如“国家”观念、“政治精英”意识、封建士大夫的政治道德观等等,也被深深地植入他们的思想深处。虽然后来的西式教育冲淡稀释了这些观念,但有些东西是很难根除的,它们常常存在于潜意识中,并会在言论和行为举止中不经意地自然地流露出来。

根于儒家的入世思想和读书人的优越感(精英意识)。这种源自传统文化的思想的、精神的基因,实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相抵牾。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精英意识,反映在他们对中国广大民众“劣根性”的深恶痛绝。就连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也曾经流露出这种情绪。他在1917年归国后不久在日记中写到:

“国事危殆,民情混沌,仍无异于我五年前未去国时……我国情去共和资格远甚远甚,百人中不可得一人识书字,千人中不可得一人可与道常,百万人中不必得一人可与言外情,达治理。众愚如此,吾诚不知与谁言共和也!即真得共和矣,亦数十人之共和,而非国民之共和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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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国强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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