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战争大局已定。

1956年春,中国共产党委托章士钊捎信,向国民党发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章士钊到港后把信通过许孝炎转交给了蒋介石,而蒋介石当时并没有公开表态。但在1957年初蒋介石委派宋宜山到大陆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试探性的接触,以便实际了解中共的真实意图。宋宜山到北京后,周恩来接见了他,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其商谈了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这是两岸领导人通过私人接触的开始。

但由于蒋介石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目的，且此后大陆运动迭起，各种原因的叠加之下，对台工作受到了消极影响,蒋介石中断了两岸进一步接触的可能。

但这次派人深入大陆所看到的景象以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谈建议对蒋介石触动很大,1957年10月,在国民党八大会议上蒋介石把大陆政策由“军事反攻”转变为“政治反攻为主,军事为辅”,并提出“经营台湾”、“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政治主张,客观上缓和了当时紧张的两岸关系。

此后中国共产党一直与国民党当局保持着秘密联系。1965年夏,曹聚仁与蒋氏父子经过几次讨论,在日月潭达成了台湾回归祖国的六项条件,并将谈判情况及6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共中央。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使蒋介石对两岸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原定计划。这样两岸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7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赴港,却因身体原因到港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通过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可是，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两岸重开和谈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协商谈判,并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月底,邓小平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作为回应，1979年8月2日,蒋经国回答南非驻台记者提问时称：“统一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中国的统一,必须以自由民主为基础。”这是国民党政府首次正面回应中共的和平呼声,第一次就统一提出条件。

1981年3月29日,在国民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经国又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会通过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表明国民党正式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代替了“反攻大陆”的口号。此会标志着蒋经国正式“委婉”地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中国”的政治主张,只是在统一的模式及内容上还有待考虑。

就在这样的氛围下，一件突发事件，推动了两岸非官方机构接触的开始。

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编号“B-198”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在飞越原定降落的香港启德机场后，突然偏离航线，朝北飞行，稍后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祖国大陆定居，同行的另两名机械师要求回台。

1986年5月17日至20日，“中华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各派出三名代表，在香港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历史性商谈，就交接货机、机组人员和货物事宜达成协议，签署了“两航会谈纪要”。 这次商谈是两岸在隔绝37年后由官方在背后主导下的第一次公开接触谈判。

“两航谈判”的成功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美国舆论称之为国共两党的“首次正式接触”、“首次直接会谈”，日本《东京新闻》发表评论称此次事件是海峡两岸关系“一举向前发展的划时代事件”。香港报纸则称：“两航谈判就其影响而言，显然具有高度的政治含义，说它是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决不为过”，“它标志着国共两党及两岸关系的一个新起点”。

在此基础上，国民党当局开始逐步地回应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政治主张。并最终于1987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开放大陆探亲是海峡两岸隔绝38年以来两岸关系的重大突破。

但是，蒋经国即使到了1987年10月份，依旧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并在某种程度上坚持其一贯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依旧坚持台湾保有坚强的国防武力，以对抗他设想的大陆突如其来的武力攻击。

邓小平领导的大陆当局，当年有诚意以和平方式，和国民党坐下来谈判，以和平手段完成统一大业。年届八旬的邓小平，也希望在他和蒋经国有生之年，达成和平统一的共识。

但是，蒋经国考虑的东西比邓小平更复杂，顾虑也更多。病重的蒋经国就是在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问题一时得不到解答的情况下，错失了和邓小平“相逢一笑泯恩仇”，化干戈为玉帛的机会。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两岸再次错过了领导人直接会面的机会。

80年代后期，由于台湾当局拒绝两岸“三通”，奉行单向的开放政策，限制大陆民众与台湾的正常交往，在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陆居民私渡去台的现象。台湾军警对大陆私渡入台人员采取不人道的强制“并船遣返”的做法，致使台湾海峡连续发生数起大陆同胞在遣返过程中遭受人身伤亡的事件。

1990年8月，为避免再次出现死伤悲剧，切实解决私渡人员的遣返问题，中国红十字总会向台湾红十字组织建议，双方签定遣返作业协议，将私渡人员遣返纳入规范程序，使遣返作业在两岸红十字会组织的见证下进行。台湾方面对于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建议很快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考虑到签署协议需要实地考察遣返路线，同时也为了照顾台湾方面希望保密的要求，双方决定协商地点定在当时尚未解除“戒严”、仍是国民党“战地”的金门岛。

1990年9月11日上午，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韩长林等4人乘坐一艘悬挂白底红十字旗的铁壳船，从厦门东渡码头出发，抵达金门。12日签署了协议。双方就见证遣返的原则、对象和遣返程序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

“金门协议”虽然是以两岸红十字组织的名义签署的协议，但却得到两岸官方的认可和授权。

“金门协议”的签署，不仅保证了两岸遣返作业的顺利进行和两岸同胞的生命安全，也为其后两岸的授权民间机构的商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金门协议”签订的春风，1990年11月21日，为应付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以及推行有限的大陆政策，台湾当局成立了“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并于1991年3月9日正式挂牌工作。这是以民间团体身份出现的半官方机构，直属于“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任务是接受“陆委会”的委托，办理台湾当局“不便与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人称“陆委会”手套。

海基会的首任董事长为国民党中常委、台水泥业巨富辜振甫。海基会成立时的定位是“协调处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往来有关事务，以保障两地人民权益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

1991年12月16日，大陆社会团体法人性质的民间团体“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在北京成立，它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宗旨。汪道涵被选举为海协会首任会长。

两会成立后，充分发挥了沟通化解的桥梁作用。一年内，合作处理了各类突发事件24起，包括渔事纠纷6起、台军驱逐大陆渔民伤亡事件10起，刑事案件8起，建立起了相当良好的协调关系。从1992年3月到1995年6月，两会进行了包括第一次“汪辜会谈”在内的各种层级的总共17次商谈。

两会事务性商谈开始后，海协考虑到双方对一个中国概念的立场和政策，本着化解分歧、解决问题的诚意，提出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双方均表明坚持一个中国的基本立场，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表述的方式也可以协商。台湾当局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于1992年8月1日就一个中国的涵义做出“结论”表示：“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的涵义有所不同”；“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台湾当局坚持两岸对一个中国的涵义有不同解释，但在事务性商谈中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双方的共识。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两会人员于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在香港就一个中国原则表述的内容和方式进行商谈，并于11月经函电往来达成了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1993年4月27日上午10点，“汪辜会谈”准时在新加坡海皇大厦4楼会议厅举行。当祖国大陆海协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越过不足两米的会议桌把手握在一起的时候，隔绝40多年的海峡两岸关系，终于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28日晚，双方达成最终协议。29日上午，协议签署仪式在海皇大厦4楼举行。汪道涵会长和辜振甫董事长在4份文本上先后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四份协议分别是：《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

第一次“汪辜会谈”是两岸高层人士的首度正式接触，实现了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突破，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两岸关系的发展，在此时似乎沿着民间组织——半官方——官方的路径向两岸领导人会面发展过去了。

1998年10月14日，受海协会邀请的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赴上海、北京的“参访”活动终于成行。辜先生是近五十年来第一位踏足祖国大陆的由台湾当局正式授权的代表，祖国大陆对此次参访十分重视，并给予很高的礼遇，江泽民总书记、钱其琛副总理分别会见辜先生一行，这是海峡两岸自1949年以来最高级别的公开接触。10月15日，辜振甫与海协会长汪道涵会面，这是两岸两会自1995年6月中断商谈以来的首次高层对话，是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1993年新加坡会谈之后的第二次握手。

两次“汪辜会谈”之间和之后，风云突变。

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由于台当局刻意制造政治分歧，特别是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一贯坚持“台独”立场的民进党陈水扁上台执政，严重恶化两岸关系，以海协会与海基会为基础的第一渠道交流一度中断。

原本可以循着民间——半官方——官方道路一步步实现的两岸领导人会面，在这种情况下，变得遥遥无期。

面对如此局面，大陆适时提出了党对党交流的主张，而且范围不仅限于国民党，而是包括了台湾的所有政党，在两岸关系上展现了更多的灵活性和可行性。在此背景下，国民党率先做出反应。2005年3月28日下午，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抵达广州，正式揭开久别60年的国民党访问大陆行程的序幕。也正式宣告国共两党一泯恩仇、为推进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步向和平而展开平等性对话的开始，更有学者、社会观察家亦已将其解读为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开端。2005年4月26日，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的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率参访团先后访问大陆,从而正式开启了两岸间公开的交流与对话。这是自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第一次官方性质的会晤。也是60年来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谈,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而台湾问题成了会晤重点。主流媒体用“个人一小步，民族一大步”来形容连战此次“和平之旅”。

这次会面化解了国共两党半世纪来的恩仇，宣告了国共两党超过半个世纪争斗的结束，搭建了两岸和平发展的珍贵资产———国共沟通平台，共同开启了两岸政党来往与交流的大门，两岸人民交往进入一个新阶段。

自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相继应邀组团访问大陆，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2008年5月组团登陆，胡锦涛同志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分别与连战、宋楚瑜、吴伯雄举行了正式会谈，达成了发展两岸关系的一些重大共识。此后以党际交流为主要形式的两岸交流在各方期许和努力中稳步推进，为解决台湾问题开辟了第二条渠道，弥补了第一条渠道的不足。两岸政党的接触交流经常化、制度化,使两岸民间交流更加活跃,两岸民众之间的了解和互信不断加深。

政党交流在这段时间内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两岸政府的间接谈判先锋；“以党辅政”、感测两岸民意的试验场；推动两岸关系正常发展的行动者。从而在实质上为两岸领导人会面这最重要也是最具有难度的会面打开局面，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