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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松受害劳工索赔案:17年抗争后的和解

2011年11月24日 16:42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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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第一财经日报,作者:佚名,原题:《西松受害劳工索赔案:17年抗争后的和解》

曾经飞踹过日本最高院法庭桌台的曲启杰如今一身轻松。

经过近17年的不懈艰难抗争,在日本广岛安野中国受害劳工中60多名受害者或亲属,终于能领到他们的经济赔偿金。

同时,二战期间被掳掠到日本广岛做苦工的360名中国劳工终于得到了日本西松公司的“说法”:谢罪、建纪念碑和经济赔偿。

能够达成和解,多少有些出乎曲启杰的意料。这一索赔案件,在日本已经经过了三审,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判决中国劳工败诉,从而关闭了中国劳工通过法律诉讼途径进行索赔的大门。

“这次和解最大意义在于可以促使没有解决二战劳工问题的日本企业以此为契机尽快地妥善解决。”曲启杰告诉CBN记者。

迟来的正义

此次和解,双方共达成9项协议,但曲启杰最为看重的是谢罪、立碑这两条。

4万元的赔偿金对开着一辆韩国产越野车的曲启杰来说并无多大意义,但他奔波此事,已经10多年。

中文版《和解书》第二条如是表述:“甲方(西松建设株式会社)作为企业承认这一事实,也认识到这一历史责任,向有关中国幸存者以及遗属表示深挚的谢罪。”

在曲启杰看来,谢罪和道歉是有天壤之别的。西松建设公司在《和解书》上明确表示谢罪,这还没有前例。此前,日本国内一直持否认态度,不承认中国劳工是强掳过来的,他们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劳动关系。而现在,西松建设公司承认了这一历史事实,承担起历史责任。

和解结果公布后,日本媒体高度关注,日本《每日新闻》以“强制中国劳工案:中国原告和西松公司达成和解……设立赔偿基金并谢罪”为题给予报道。《朝日新闻》更是建议,“鸠山政权应从道义出发,向受害劳工道歉并促成其他相关企业行动起来,彻底解决二战劳工受害者的赔偿问题。”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从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日本军队、政府和大企业三家联手将38935名中国男劳力强掳去日本国内135个作业场所,被35家大企业奴役。其中死亡人数达到6800多人。曲启杰特别强调,这对二战中曾加害过中国劳工的35家企业的135个作业场如何解决在华劳工问题都有积极作用。

和解协议中的第三条就是立碑。“甲乙双方为教育后人将建立纪念碑,以铭记安野案件的历史事实。”而纪念碑将建在劳工们当年被强制劳动的地方。

另外,西松公司将出资2.5亿日元作为360名受害者的和解资金。目前这笔资金已注入信托机构。曲启杰介绍说,和解金将平均发放,不分伤者和死者,每个受害者将获得60万日元,约合4万元人民币。“活着的老人将第一批领取。”

日本志愿者的帮助

事实上,如果没有日本热心人士的帮助,“曲启杰们”的索赔之路不会走到今天。

川原洋子是日本支持安野受害劳工索赔的一个社团领袖。她告诉曲启杰说:“我没有在二战中杀过人,没有战争的责任。但我有弥补战争过错还有为战争弥补创伤的责任。”

川原洋子说,为了与西松建设斗争,他们先后成立了“西松建设谈判支援会”等组织,来宣传劳工的苦难经历,发动更多人正视日本作为加害国的那段历史。

他们的支援会会员每个月撒一次传单,两个月去一次西松建设分社。日本各界的支持者还不定期地在东京西松建设本社门口进行宣传游行活动,要求它承认事实、谢罪和解决问题。

这些努力无果后,他们开始购买西松公司的股票,以股东身份在公司股东大会上提出提案,敦促公司抓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西松公司主动找我们和解。最后的和解协议除了赔偿数额上稍有减少外,其余的并无二致。可以说,和解达到了诉讼要到达的效果。”曲启杰说。

争议声中的和解

上月,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在济南和部分幸存受害劳工及其家属举办座谈会,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会长刘焕新表示,这是13年来中国对日索赔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虽然赔偿的数目不多,但终归是由一个日本企业第一次站出来了,先表态谢罪,再赔偿。”

西松建设公司的做法在历史的包袱上解开了一个扣,希望其他日本企业也能向西松建设公司学习,以坦诚、公正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曲启杰认为,这次和解的最大意义在于,为没有解决二战劳工问题的日本企业,提供了一个范例,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那些企业可以此为契机,尽快妥善解决二战劳工问题。

但西松和解案在国内也招来了反对的声音。北京市方元律师事务所康健律师认为,这是一个不承担责任、回避事实的和解,廉价的补偿难以显示日方的忏悔和诚意。

康健说,不能接受“西松和解”的原因主要基于三点:“和解”条款中,再次延续了法院免除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法律责任的错误做法,仅空洞地“承认”事实;补偿金额过低(平均到个人仅60万日元,即约合45500元人民币,并且当中还包括祭奠、交流、调查等事务性费用);补偿基金将由日本的自由人权协会下属基金会管理,而不是中国的相关机构。

对此,曲启杰说:“我想问一句话,‘请你告诉我,我的伯父19岁被抓到日本,然后被日本人迫害,打死在那个地方,那你告诉我他应该值多少钱?’任何人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知道我伯父值多少钱吗?能用现金衡量吗?能用金额去衡量一个被残酷虐待的、受过这么大苦难的中国劳工的价值吗?”

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认为,目前最务实的办法还是和解,“至少能让那些为数不多的还仍然在世的受害人得到一点补偿,一个安慰。”

[责任编辑:官君策] 标签:西松 川原洋子 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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