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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突现拐点

2011年11月23日 14:30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孟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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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软蛋!”

“没有日本人的帮助,我们甚至连一个官司都打不了。”王选和朱春立有着相同的认识:我们中国人对此都应感到惭愧。

毕竟,对日诉讼“拐点”是在别无选择的背景下到来,政治解决的方案也因此遇到争议。

“你是软蛋!”付强律师的手机上来了这样一条短信。这是9月17日,在山东济南的中国掳日劳工全国联谊会第五次会议上,付强肯定了政治解决方案的意义和现实性,但接着就有一位受害劳工代表对付强表示抗议。

付强理解反对者的心情,“协议书肯定没有判决书来得解气。”

所谓法律解决和政治解决的区别,说白了就是“判决书”与“协议书”、“赔偿金”与“补偿金”的区别。有个别劳工代表感觉这样的协议书不过瘾、“憋屈”,希望看到日本法官扯着嗓子喊日本政府和企业败诉才解恨。刘焕新的心里也曾有过不平衡:“这么明显的事实,怎么就讨不回一个公道?”

而管建强副教授对此的感觉是如鲠在喉,“可以接受,但肯定不是最理想的。”

他有着更深的担忧:政治解决方案一旦生效,“掳日劳工问题将划上句号。”这不仅意味着这些受害劳工将放弃对日的法律追溯权,理论上也将导致中国失去行使外交保护权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有可能造成谴责日本最高法院歪曲《声明》判决的声音被淹没。

但长达十多年的诉讼,已令受害劳工及其家属身心疲惫,让风烛残年的老人们在辞世前得到一个相对公正的说法,已成为众多致力于对日索赔人士的共同心愿。与会代表大多已经打破了曾经抱有的“幻想”,转变为更加务实的态度。

涉及日本的网络话题常常容易积聚许多反日的言论,但以反日闻名的918网站负责人吴祖康认为,目前,除非中国政府权威部门释法(《声明》),否则,考虑到诉讼的现实困境,政治解决方案是解决掳日劳工问题的最好途径。他还介绍说,政治解决方案早在2004年5月日本律师团律师就曾提出,但当时的受害劳工对诉讼仍抱有幻想。

在付强律师看来,政治解决并不丢面子,“是通过十多年的诉讼争取来的”。王选的评价是:我们别无选择,这也是一种胜利。

这位在对日索赔道路上拼搏了13年的斗士,对这一政治解决方案的赞赏毫无保留:再好不过了。“如果中国人连刘连仁(刘曾被强掳到日本矿山,后来逃进山中,过了十三年的野人生活。1996年,刘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这样的事件都不知道,谈何解决问题?”王选在济南会议上发出这样的质问。

王选道出的恰恰是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尴尬:尽管中日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每每总能挑起很多网络上很多的口水,但落实到从事对日索赔这样的具体事件上,并没有相应的机构,真正致力于此事业的人则少之又少。

王选,曾经被誉为“两个这样的女人就可以颠覆日本”的民间活动家,从43岁到56岁,13年间,中国依然只有一个王选。

“没有日本人的帮助,我们甚至连一个官司都打不了。”王选和朱春立有着相同的认识:我们中国人对此都应感到惭愧。

所以,只要受害劳工当事人自己同意,其他人还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对于这一方案将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中引起何种反应,王选的判断更为极端:没有人关心。

在朱春立看来,政治解决方案在中国社会能否被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政府谢罪的诚意”。她预测,即便是通过了政治解决方案,“谢罪”的具体表达仍将会有争议。

近来,日本国内政局的动荡也为政治解决方案蒙上了一层阴影,“节奏放慢了”,参众两会议员纷纷为政治前途忙碌,尚无暇顾及推动这一方案在国会的讨论,而且,他们也需充分了解中国政府和社会对于方案的态度。

“中国政府的态度很关键。”王选说,只要中国政府表示出积极的态度,政治解决的达成将更加容易。

在诸多从事民间对日诉讼的人士看来,一旦全面政治解决掳日劳工提案成为现实,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解决其他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中的索赔问题,比如细菌战、毒气战、重庆大轰炸等等,都将起到借鉴作用。“所以说,拐点的意义是双重的。”

(黄文炜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官君策] 标签:拐点 解决 民间对日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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