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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活着

2011年12月30日 14:56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庄庆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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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

21年前的戴秉信,没想过誓言能有实现的一天。

他高一辍学后出门闯荡,在引滦入京工程挑了半年土,攒下了600元的“第一桶金”。后来,他在黑龙江鸡西、鸡东,河北秦皇岛、承德辗转承包工程,1991年又在老家盖房开了个塑料厂,做瓶盖,每个卖一两分钱到一角钱,日子越过越红火,父亲临终时的誓言似乎已掀过了一页。

但这样安稳的生活,却在2000年被陡然打破。一个朋友拿着一张报纸来找他:“上面登着《寻找二战劳工后代》的报道,这不就是你们家吗?”

戴秉信找到报社,记者给了他一叠厚厚的受难劳工名单。那是日本志愿者多年调查出的珍贵历史档案。

此后,戴秉信开始自费寻访劳工。11年来,他走访了500多个村庄,找到三菱公司受害劳工家庭400多个。

但一路奔波的回报,并不全是感激和信任。“有时开车几百公里赶过去,被人赶出门。”有人“不信这个”,比较漠然:“多少年前的事了,还管它干嘛?重提又有什么用?”有人只问:“有没有钱?”

这些问题,戴秉信回答不上来,比这些更难面对的,是老人的企盼。

“他们不知道在日本打官司有多难,只是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来,我一说就要一两个小时,家里每个月电话单都老长。他们都老了,等不了几年了,还要跟他们说‘再等一等’,心里特别不好受。”

“一开始想法很简单:找到了幸存者,日本肯定会给我们赔偿、道歉。这些年对日诉讼败诉,我的理解也变了,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全民族的大事,一定要做下去。”

劳工遗属代表团此次赴日的费用是中日友好人士捐款筹集的。每顿饭,总能听见劳工遗属们互相说:“吃的都别浪费了,这是人家给我们买的。”

几个人在自动贩卖机前打了几个转,商量着“100日元一瓶水等于多少人民币”,最后还是没有买。年龄最大的代表杨维纯拿绿茶瓶子装了旅馆的开水,带着路上喝。

有一天,晚餐的饭馆可以免费拍照一张,劳工们高兴地合影。但是免费的那张拍得不好,戴秉信掏出1000日元(约合80元人民币)买下了一张拍得好的。“不买,显得我们中国人太砢碜!”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嘀咕说。

“如果提钱,就好像我们索赔是为了钱似的。我不想对外提。”他现在还被叫做“戴老板”,为了找被掳劳工,他的塑料厂丢过很多“大单子”。“其实最重要的不是钱。这里每个人都是这样。”

37岁的王洪杰,几年前还是石家庄的饭馆小老板,过着每月收入5000来元的舒坦日子。

2003年,他和其他9名劳工遗属代表共同起诉日本政府、长崎县政府、奴役劳工的三菱材料公司、伙同日军强掳中国劳工的三菱重工公司,在日本地方法院被判败诉。2008年,他开始寻找被掳劳工后,饭馆倒闭了,现在他经营一家小书店,比“在农村种20亩地”的哥哥挣得还少。

这个当爸爸的说起11岁的女儿怎么爱画画,眼角都是笑意。但是他投身的劳工维权却给家庭带来了一次次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些年,对家里亏欠很多。让我媳妇跟着受苦,她没说啥,但我知道她肯定偷偷哭过。”

“去年1月10日,是我儿子出生。9日我媳妇就住院了,但是11日日本代表飞到北京。每次都是我联络安排的,我必须要去接。”

那个难熬的夜,36岁的男人坐在待产房外“哭了一晚上”。

代表团里,王洪杰是唯一穿西装的。这件深蓝色的西装,是妻子“擅自”买给他的礼物,平时都不穿,只在对日交涉时穿,所以历经几年了还很新。

 
[责任编辑:官君策] 标签:劳工 1950年 中日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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