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3期 2012.10.26

毛泽东最后决定以武力反击印度,一可遏制尼赫鲁的“前进政策”,保卫国土不受侵犯;二可警告那些趁人之危者;三是可以缓解国内矛盾。

战前中共高层不希望中印关进一步系激化

中方高层从为应对突发事件所发出的零零星星的指示,到最后出台的十七条命令中,均反映了中方不希望与印度关系的进一步激化。但对来犯者的态度却是坚定不移的:不主动出击,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十七条的出现是为一线部队制定的政策性极强的行动准则。

反击印度前中共用诉苦大会激励战士士气

除宣布全疆范围军事管制外,一线部队开展了以传统方式激励士气的“诉苦大会”。这是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宣传鼓动方式。大会上战士会痛哭流涕地诉说旧社会在地主、官僚或外国侵略者欺压下,过着如何凄惨的生活。

中共高层制定对印作战策略时去掉“猛追”

中央军委制定的战争政策原则是:“打则只能打好,不能打坏,必须取得胜利,狠狠地打,一定要打出国威、军威来;同时要求部队贯彻‘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中之前两项,去掉第三项‘猛追’。因为如果没有节制,‘有理、有利’也将失去意义。”

中国军人夜里为印度战俘添煤加火盖被子

例如修正作息时间,冬季可适当推迟起床时间。中方小队长夜查帐篷时,为他们添煤加火,提高取暖温度,为他们盖被子,和他们一起编扫把,打扫卫生。平等亲切的关怀,密切了相互的关系,消除了他们心目中的中方管理人员该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的形象。
  • 1五年大学三年在人整人的运动中度过
  • 2被围印军要中方为他们联系后方提供方便
  • 3前线战士们棉衣裤磨破看似穷苦的流浪汉
  • 4全国吃树皮 高山反应却让战士扔大桶猪肉

核心提示:毛泽东在内外交困中,在中印边界形势不断恶化情况下,最后决定:以武力反击印度。这一决策有一石三鸟的效用,一可遏制尼赫鲁的“前进政策”,保卫国土不受侵犯;二可警告那些趁人之危者,中国依然强大,不容侵犯;三是可以缓解国内因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所带来的压力。

杨致芳夫妇在印度

本文系中印战争亲历老兵杨致芳供稿,系杨致芳老人战争回忆录,本文有删减,整理:杨超

杨致芳简介:1936年北京出生,1956年就读于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印地文,61年毕业后,入伍分配到总政治部联络部工作,1962年4月底被调往新疆军区联络部,6月中旬,作为军区工作组的一名成员,奔赴昆仑山中印边界前沿进行考察。主要工作在中印边界西段:空喀山口、天文点、加勒万防区。工作内容主要是战前对入侵印军宣传、两军阵前会晤的翻译工作、战场喊话;战后对战俘的教育及伤病俘的服务工作。1969年复原回北京,主要在外文局“人民画报”任印地文翻译;1988年初与本报社英文组美籍专家ANNESTEVENSON(安思蒂文森)结为夫妇;1988年底移民美国,现在北京常住。

毛泽东认为中印开战可以缓解中国内部矛盾

中印边界局势日趋紧张,并从边界冲突演变为边界战争,自有其深刻复杂的背景原因。

一、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支持。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相互对立,关系紧张尖锐,由冷战发展为具相当规模的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古巴的导弹危机,以及在中国台湾海峡的炮战都是有力的佐证。西方阵营不能坐视与其对立的另一阵营中有着重要地位的中国强大起来,自然会利用一切机会打压、遏制中国。中印间的矛盾当然会被视作为一个重要机会。西方强国无论在舆论上,还是在各种国际会议中,无不支持打着民主、中立、不结盟旗帜的天然盟友印度。

二、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破裂的因素。赫鲁晓夫执掌前苏联大权后,在围绕对斯大林评价等一系列问题上,认为毛泽东的中国不再是言听计从的仆从。中苏间的分歧以中国《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十评”为标志,把苏联定格为‘修正主义’,从而使两国、两党间矛盾的尖锐化公诸于世,分裂趋势已无可挽回,‘中苏友好同盟’沦为一纸空谈。在这种形势下,赫氏决心惩戒中国。恰逢此时,中印关系恶化。苏联重新修定国策:一方面停止对华援助,逼迫中国还债、撤回专家,另一方面从军事、经济、政治上拉拢、支持印度反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正因如此,六二年毛决心反击印度前夕,下令新疆沿中苏边境地区所有的重要设施全部内撤,并加强兵力部署,以防中印冲突中,遭到苏军的策应与牵制。可见当时中苏矛盾有多么尖锐、深刻。

三、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后,随着以苏联为楷模,在全部照搬苏联模式的过程中,毛本人也被无限神化。对内推行极左路线:文化上批判胡适、胡风,电影《武训传》;政治上反右派、反右倾,结果造成个人独裁局面的出现。一时间再也听不到与其意见相左的声音,任他一意孤行;经济上极左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农村的合作化、公社化以及城市推行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随后‘大跃进’、‘三面红旗’运动的展开,彻底摧毁了中国经济。在五九年至六一年连续三年全国范围的灾荒中,人民以挖野菜、剥树皮,甚或某类矿石来果腹充饥,浮肿、肝炎等疾病席卷全国,各种各样的恐怖讹传时有所闻。在中国自毁长城的局面下,各种仇华势力自然认为这是摧毁中共政权的最佳时机。

四、西藏达赖和印度尼赫鲁对形势评估的严重失误。中国军队最初是通过谈判和平进入西藏的。一方面既要允许保留上层的固有利益,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审慎的改革来改善普通僧俗大众的生活。改革必然触动上层集团的利益,矛盾的激化演变为对抗,加之美蒋特工的蛊惑与策动,西藏上层极右势力挟持达赖发动了武装叛乱。装备落后、军事素质低下的少数西藏武装,自然不是强大的解放军的对手,失败是必然的。最终达赖逃亡印度。成为了既是印度当局手中制约中国的一张王牌,又是点燃中印之间大火的火种。

印度略早于中国从英国殖民者手中取得独立建国。历史因素决定了印度成为一个略加靠近西方政体,大力倡导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古代中印两国在宗教、文化方面有过密切的交往,近代又有遭受殖民主义列强凌辱的相似经历。彼此较易理解、同情、相互支持。毛在取得政权建国后,印度表现出了友善和支持,是除东方阵营外较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随后两国又共同倡导了“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热烈响应,甚至充当过中国向西方传递某些信息的管道。中国人受“知恩图报”传统理念的影响极深,何况历来对圣雄甘地相当推崇,对其接班人尼赫鲁也赞赏有加。西藏问题出现前,两国关系可以说是亲密而融洽的,周恩来与尼赫鲁的私交也甚笃。那时期“印地-秦尼帕依帕依”(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唱响两国民间的每个角落。印度当局和尼赫鲁本人认为他们有恩于中国,印度无论提出怎样的要求,或做出何等过分行为,中国都不可能和印度翻脸、动用武力,中国应该永远感激、报答他们。可悲的是他们错了。

或许还可找出一些发生中印边界战争的其他大背景因素,本人则认为以上四方面是最基本的。

事实上是达赖拉着尼赫鲁给毛泽东送了一份大礼。达赖逃往印度之后,大批追随者陆续从不同通道涌往印度,中国军队顺理成章地进行了阻截。中印边境局势的突变,引发了印度当局的关注。派兵守住大门,既可接应流亡藏民,又能阻止中国士兵的阻截行动。于是,边境原有的宁静,迅速地被紧张与尖锐的局面所替代。实际上,两国间的边界只在某些地图中有些相互矛盾的非正式的划分,当时两国均为建国不久的国家,各自忙于处理国内急需解决的事务。早期边界问题并不突出,仅有少量边防部队守卫在星星落落的边卡上,大部地段从未有过具体边界界桩,少数地段更是模糊不清。严格地说,这是大英帝国遗留给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西藏则是满清政府衰败后英国在该地的势力范围。在归属权方面,两者性质完全不同,英国自然偏袒利害关系与其更为紧密的印度。大英帝国撤离前,在中印边界东部划出一条偏袒印度的麦克马洪线,对此印度当然欣然接受,至于中部及西部广无人烟的荒野地区,则是双方都认可的习惯传统边界线而已。作为中印之间定时炸弹引信的达赖,五九年开始,便起到了引爆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作用。此后的三年里,周恩来抱着良好的愿望,希望以多年来和尼赫鲁建立起来的良好的私人关系来解决这一难题。然而毕竟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尼氏岂肯让步。因此从初始不公开的私人通信,到后来互致频繁的外交照会,发表外交白皮书,甚至中国欲借助锡兰(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国际会议,请周边国家出面调停的所有努力也告失败。与此同时双方加强了边境的武装活动。五九年空喀山口武装冲突中,印度边防军的十几名巡逻兵被全歼后,矛盾愈加激化。尼氏始终认为处在内外交困中的中国不可能对印度发动较大规摸的军事行动,何况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还需要印度的支持,国际舆论也完全有利于他。为取得谈判桌上的主动,尼氏命令军队全面向中印边界进行军事推进。对此,中国当然不可能坐视不理,及时采取了必要的应对措施。

从国际政治地缘学角度上分析,中国东南部美蒋虎视眈眈;东北部美、日、韩唯恐天下不乱;北部与中国接壤的苏蒙边界形势紧张异常,加之赫鲁晓夫弃中扶印的决策,致使中国深切感受到巨大的周边压力。中国外部形势如此,内部情况亦不容乐观,毛一意孤行,推行极左路线的结果,使全国经济陷入灾难性的崩溃之中。在种种困难压力下,毛泽东凭借他的历史功绩和个人的才智魅力,他最终决定用尼赫鲁这张牌来达到敲山镇虎的目的,警告那些想趁人之危者不得轻举妄动:中国依然是强大而不可侵犯!同时也可借此缓解内部矛盾。

为排除各种可能的牵制,顺利地进行对印的边界反击战,中国加强了敏感区域的军事部署:公开地在与台湾海峡相邻的福建前沿调动部队,警告美蒋勿轻举妄动;中苏、中蒙边界上加强军力,后撤工厂等重要设施。对比东南沿海,中国当局更为担心来自北方的压力。深知赫鲁晓夫是个喜怒无常的冒险家,且有装备更为先进、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地势开阔,一旦开战中国无优势可言。总之,对这两面取守势备战,尽可能地稳住局势,避免腹背受敌。

毛泽东在内外交困中,在中印边界形势不断恶化情况下,最后决定:以武力反击印度。这一决策有一石三鸟的效用,一可遏制尼赫鲁的“前进政策”,保卫国土不受侵犯;二可警告那些趁人之危者,中国依然强大,不容侵犯;三是可以缓解国内因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所带来的压力。

五年大学三年在人整人的运动中度过

1962年初,正规野战军入疆,加强仅负责守卫任务的边防部队,273野战医院也从内地进驻新疆叶城附近的莎车,自北疆到南疆叶城之间建立了若干兵站,选建山上的康西瓦为‘前线指挥部’所在地,被调集的各种干部纷纷走上各自岗位。以翻译队伍为例,大都是从全国外事单位借调来的英文干部,或者在读大学生,其中甚至还有来自莫斯科东方学院的两名学了一年半乌尔都语的中国留学生,这二位衣着十分讲究,业务能力却极低,二人根本不能张口讲话。实践证明,对印军工作,印地、尼泊尔、乌尔都三种语言比英文更具有针对性。令人遗憾的是在六二年十月之前,在边界西段我是唯一受过专业训练的印地语敌工干部,且初步地掌握了中印边界纠纷的核心实质,又对毛泽东瓦解敌军的基本理论有一定的理解,尤其具有从上级机关及时了解相关的命令、指示和边界发生的最新动态的优势,比起临时借调来的其他同行更为专业些。九月中旬,我有了一个尼泊尔语搭档小钟,他是从西藏军区支援过来,经过一年多培训的四川籍老兵,人极聪明勤奋,估计受学习条件影响,还难独挡一面。见他每天捧着印汉词典背记单词,竟能与尼籍印军廓尔喀士兵做简单的通话交流,比英语翻译作用更为有效。我能感觉到小钟对我怀有的忌羡心理。其实我对自己的外语水平也极不满意,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但这能怪我本人么?五年的大学生活,有三年多是在人整人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学点知识要偷偷摸摸,一旦被发现便被扣上“白专”(资产阶级白色专家)的帽子,必然遭到批判。现在,当国家需要我时,我却力不从心!我为此苦恼,但也只能是尽力而为了。

六二年五、六月间,新疆自治区政府宣告全区进入军事管制状态。全区地方政府及所属企事业单位均须服从军事调动,全力支援部队所求。一时间,各种不同品牌的地方车辆由各民族司机运送着急需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开往昆仑山前线。物资之丰,令人不敢相信中国刚刚经历过特大灾害。

昆仑山历年自当年九月至第二年的四月为大雪封山期。山上所需常规物资包括战士家信、报纸等均须在封山前送到。六二年形势的巨变,非常时期改变了大雪封山的规定。整个冬季上山的运输车辆从未间断。

战前中共高层不希望中印关进一步系激化

中印边界问题是大英帝国安放的一棵定时炸弹,达赖作为引信引爆了这棵炸弹的同时,震醒了印度尼赫鲁当局,原来在这片广袤荒无人烟的区域内,本无士兵巡逻和守卫的,但在军事、经济上却存有巨大的潜在利益。尼氏急急忙忙推出‘前进政策’,派兵巡逻,增兵设卡,力图控制大片实地,以求未来在谈判桌上的主动地位。尼赫鲁为本国、本民族争取利益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同样,对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当局而言,当然也不可能再次轻言放弃祖宗留下的这片土地。中国人认为列强瓜分大片国土,划分各自势力范围的屈辱的历史时代,已一去不再复返,中国人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国土。毛泽东认识到了边界纠纷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将可能是演变成一场相当规模的边界战争。我本人认为,毛可能意识到,与其被动接受战争,不如积极主动地面对战争的到来。尽管中共建国初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处理其众多的内部问题。于是下令:做好通过和平谈判与战争手段来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的两种准备。

现将本人当年对中央领导人的有关讲话,及相关部门下达的命令与指示所做的记录,整理出来,以享读者。

毛泽东对加勒万河谷入侵印军应对措施的表态: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现在要克制,不能急于打,同印度斗争是复杂的国际问题,美帝国主义、苏联等都在支持印度,指示“决不退让,避免流血。”

周恩来总理强调:几千年来我们(中印-作者注)一直和平共处,休养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战争。我们这一代即使遇到再大的问题,也应坐下来和平协商,谈判解决。切不可对上辜负了列祖列宗的遗德,对下贻害后世子孙。指示加勒万边防部队每两小时向他汇报一次最新情况,命令部队坚守阵地,原地不动。如入侵印军回撤,可不予理睬,网开一面。印军向我逼近开枪挑衅时,可向其鸣枪警告,示意其停止前进。当受其再三挑衅后,可实行自卫。要少杀,多捉活的。对其增援部队应先警告,可朝天鸣枪。如其原路退回,不必阻拦,让出退路,使其退出。总之,要退避三舍,争取政治、外交上的主动。

总参谋长罗瑞卿:武装共处,犬牙交错。

总参谋部二十字方针:“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存。”

总理、外交部和军委各总部陆续下达的有关指示: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不主动打(出击)。对印军的进攻,再三警告无效后,方可自卫;对其的包围要网开一面,准其逃跑,不阻拦(不打、不阻、不追);不封锁印度直升机空投场,空投在两军阵地间我侧的粮食等生活用品,可让其领回。

加强对阿克塞钦传统边界线中方一侧的巡逻、设点。不主动惹事,避免发生武装冲突。

对印军的进逼要“顶、逼、围、堵。”

你不打,我不打;你逼近,我逼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

不先开第一枪,保持距离,留有余地,网开一面。

对印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针锋相对,坚决回击;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及外交斗争。

随着中印边境地区双方武装人员相互间频繁地近距离活动,随时可能暴发武装冲突。中央军委将下达过的指示,最后整理归纳为十七条准则。现根据本人当时简要纪录,整理如下:

一、详细查明边境地区通往印度的山口、道路情况。对印军可能入侵的地方,要先行设卡,控制战略制高点。哨位要逼近传统习惯边界线,以阻止印军向我方的推进。

二、全部哨卡须加强工事,藏足6至8个月的粮食、弹药、水、柴等,保障大雪封山后的自给。如印军向我攻击被迫自卫时,要发扬顽强独立作战的精神,决不退让。

三、坚持不打第一枪,后发制人。如印军向我进攻,我应力争冲突局部化。必要时可主动停止射击,争取谈判。若措施无效,则可坚决自卫(应教育部队战士沉着应对)。

四、若印军向我哨所逼近,我应根据实际情况,向印之另一点,甚至两点逼近。

五、印军若深入到我哨卡侧后方设点,切断我后路时,我应在其正面设卡顶住。同时向其深入我方的哨卡侧后再设一或二个哨卡,以阻止其继续伸延。若对方后撤,则不予阻拦,要网开一面。

六、若印军向我包围,则我应反包围,或包围其另一点或两点,但要网开一面。若印军企图增援,则坚决阻止,但绝不先开第一枪。若其执意以武力打开通道时,则坚决自卫。

七、我进入印军侧后设卡时,一般应距其所设卡点一公里以上。向巡逻印军逼近对峙时,一般保持与其三百米的距离。

八、对印军少数人向我侦察或零星挑衅时,可不予置理。

九、若印军向我展开战斗队形,尚未开枪,在其进至五十米左右时,可向其连续喊话,口头警告。不必主动开枪,若其继续前进到五十米以内,向我进攻时,可先鸣枪警告,无效后则可坚决自卫。

十、若印军展开战斗队形,向我开枪开炮,若不还击有危险时,可以反击自卫。

十一、印军从三、四个方面向我包围而尚未开枪,在其距我前沿一百米时,可向其喊话,挥手警告。并立即将情况上报,听候上级命令。在其抵近一百米以内时,可进行自卫反击。

十二、我在其侧后设点,应尽快修建好工事。要有意地暴露出自己阵地,若印军向我逼近,则按八、九、十、十一条之规定处理。

十三、我侦察、巡逻、运输部队执行任务时,应力争避免与印军遭遇。若遭遇,应尽快抢占有利地形,并通知对方,若受到攻击,可进行自卫。地形不利时,可以主动退守。

十四、我侦察、巡逻、运输分队执行任务时,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侦察、警戒,以防受到伏击。若事先发现情况,应尽量摆脱;若受到伏击或阻击,可进行自卫。

十五、我自卫时,应坚守阵地,不出击。但在其进攻至我前沿时,也可实施战术反击,力避少杀伤,多捉活的。其后退时,则不必追击。

十六、印空军飞机进入我领空盘旋侦察时,可不予理睬。若对我轰炸,则尽可能将其击落在我境内。若在我哨卡控制区域内空降少数人员,可予以捕捉;人数多时,可就地监视,立即将情况上报。

十七、对印机空投在我境内的物资应收集、登记保管之。若空投在其据点附近,可不予置理。若在双方阵地之间,可允许对方取回,空投在我方阵地内的物资应收集保管之,其中衣物、食品、燃料类,若对方要求取回时,可同意其派人留下收条后取回,但军用物资则予以扣留。对空投在我阵地内的印方一切物资均须拍照存档。

以上文字均为本人当年私人笔记本纪录,从中可以看出中印边境局势急剧恶化后,中方高层从为应对突发事件所发出的零零星星的指示,到最后出台的十七条命令中,均反映了中方不希望与印度关系的进一步激化。但对来犯者的态度却是坚定不移的:不主动出击,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十七条的出现是战前两军危险对峙过程中,为一线部队制定的政策性极强的行动准则。相信当年在加勒万河谷阵地的印军士兵能有所体会。他们从中方领回过大米、腰果、白糖、炼乳及固体燃料、建筑材料,甚至走失的马匹等等。怎奈印方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顽固地坚持其‘前进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遵照毛泽东可能爆发战争的警示,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内到军外,各部门迅速运转起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发生一场相当规模战争的趋势,日益明显。

反击印度前中共用诉苦大会激励士气

除宣布全疆范围军事管制外,一线部队开展了以传统方式激励士气的‘诉苦大会’。这是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宣传鼓动方式。大会上战士会痛哭流涕地诉说旧社会在地主、官僚或外国侵略者欺压下,过着如何凄惨的生活,最后把仇恨集中在反动派身上,激扬起英勇战斗,伟大的牺牲精神。这次,昆仑山上的诉苦动员会,依然采用的是这种传统方式。只不过尼赫鲁当局代替了当年的日寇而已。我当时心中曾经暗想:这种方式有些过时和牵强。三年灾荒,百姓流离失所时,地主、反动派早被打倒多年了,苦难的根源究竟为何呢?无论如何,这是战前必须的一个步骤。总之,战备的车轮飞速地转动着。

这一时刻我的具体任务是:与借调来的英文大学生一起,组织连队战士骨干,普及战场喊话,口号内容由上级下达,主要内容是:“缴枪不杀”,“举起手来”,“出来”,“我们宽待俘虏”,“不要动”,“跟我走”等六句,由我们翻成印地文和英语。为使战士容易掌握和朗朗上口,翻译力求简单明了,不拘泥于语法和句子的严谨。骨干人员的组成是每连抽调四、五名有些文化、口齿伶俐、政治可靠的战士,集中在一起学习。学习班上除教会口号外,还须讲明中印边界战争的性质及优待俘虏的重要性。骨干们返回连队再向全连普及。虽然不知到了真正的战场上,激动中战士们能否喊得出来,但只要能用上一、两句,就算达到了目的。

由于印度军方指挥部的前移,派出查模·克什米尔国民军、尼泊尔廓尔喀雇佣军及库玛翁联队的组合部队不断在中印边境西段,越过传统边界线肆意进犯,并配以空军进行空中支援及侦察,严重威胁到中国军人的安全,中国当局采取了相应措施:从内地调正规部队陆军第四师入疆驻防喀什,协助原有的地方边防部队守卫边防;273野战医院正式迁驻莎车备战;新疆军区所属民族部队骑兵第三团进驻康西瓦‘前指’附近的大红柳滩待命。双方军事对峙,火药味极浓,战争一触即发。

中共中央军委曾明确指出:中印边界问题之重点,在印军军事活动最为频繁的西段--拉达克、阿克塞钦地区。自西向东天文点、加勒万、空喀山口到西藏阿里地区的班公洛中国一侧,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由于地处高海拔,生存环境恶劣,除少量往来游牧的西藏边民外,基本上是未开发过的荒无人烟地带,如今却成为两国兵戎相见的焦点地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我个人分析是因为此地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有重要意义,而且从政治地缘学角度分析,国际上某些大国乐见于两国矛盾激化,从而成为控制两国的一个重要契机和筹码,得渔人之利。康西瓦‘前指’由五十四军副军长何家产、野战军第四师师长郑志文、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及南疆军分区刘发秀组成,直接听命于总参作战部的命令,实施西段作战指挥。

六二年七月初,我接到命令,出发到西段最早发生过武装冲突的空喀山口执行任务。出发时掌握的情况是印军巡逻队在该地活动频繁,我的任务是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作翻译工作。

到达空喀的第二天,我便和守卡战士一起参加了加固工事的劳动。搬一块十几斤重的石块,登运三、五十米的小缓坡,感觉气喘吁吁,心跳至喉,好不难过,说明我仍有高山反应。驻守边卡的战士为了招待我们,特地从远离边界二十公里之外,猎获了一头野牦牛来改善伙食。缺少调料,厨艺又一般,煮熟的野味并未引起大家的食欲,只是曾来过此处,与守卡人员相互熟悉的几位参谋,选取了牦牛的心、肝和生殖器等部位分而食之了(认为滋补,又不腻口),而这些珍贵部分还轮不到我和测绘大队的几个人分食。我们吃的只是大块、大块的肉,任你随便吃。然而,我们竟吃不动。高山反应令人只盼望能吃些根本无法得到的蔬菜、水果。奇怪的是吃过一次之后,我便对食肉产生了过敏,感觉和吃过之后的排泄物有相似的气味(不是臭味,却熏脑子!)。

大约十点多钟,接值勤的哨位报告,有一队印军巡逻队沿河滩自东向西行进。我们几个人迅速爬出工事,站在坡顶明显处了望,见远处十几个印军成纵队向前蠕动。距那里不远处曾是野驴啃食野草的地方,野驴消失,印军却出现了。我们边呼喊边挥手,示意对方退回去。估计他们也发现了我们,虽听不清我们的喊话,却能理解我们挥手的含义。果然印军沿原路返回了。这是我第一次模糊地见到的印军。

第三天与战士一起正在修建工事,忽闻境内东北方向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群活动。前指命令立即前往侦察。我和南疆军区联络处的闫某及一名藏语翻译一起,率十一团的几名战士出发执行任务,肉眼看去,目标只不过在一两公里之外,实际上却有三、五公里之遥,没想到人的视力也会有高山反应,产生误差。我们沿着坡度极小,向几乎是一马平川的东北方向急进。看上去十分平坦的开阔地,却一点都不平坦,穿着大头鞋急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路上,虽是行进在几乎察觉不出的下坡路上,路面依然是忽高忽低,非常难走。我感觉十分疲惫,尤其上学时留下的腹泻和肝区疼痛的老毛病一直折磨着我。体质的虚弱,外加环境的恶劣,几乎令我晕倒。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领受到的面对面交锋的任务,没有任何退缩的道理。我们侦察小分队在距目标二、三百米时,便三人一组,呈三角战斗队形向前靠近。前面的目标已清晰可见:几顶蒙古包,周围有几匹马和一些牦牛,稍远处则有几群羊,蒙古包前站着几名藏装妇女和男人惊异地望着我们。通过藏族翻译的沟通,紧张局面很快缓和下来。我们被让进帐篷内,藏胞给每人送上用黑乎乎洋瓷缸盛着的淡淡的奶茶,本人虽不习惯这种奶茶,且闪过一丝染病的担忧(据说当地藏族同胞患有肺病和性病的比例很高),但出于对主人盛情的尊重,大家都欣然接受了藏胞的款待。谈话中得知,这些藏族边民年年赶着上百只羊群驮着盐巴(每只羊可负重二十多斤)到印度换取粮食、茶叶等生活用品。一场虚惊之后,我们告别了藏胞,返回哨卡营地。

当天下午,刚刚返回哨卡,便接到前指发来的急电,命我次日返回康西瓦领受新任务。原来天文点哨卡(约海拔六千七百米高,可谓世界第一高的边防哨卡)遭遇新入侵印军的严重威胁。

天文点军情刚刚基本稳定,又接报加勒万地区情况急变:印军沿加勒万河谷向前挺进,增兵设卡切断了中方向九号哨卡的运输补给线,严重威胁到中国军人的生命安全。前指命令我第二天拂晓出发,直接赶往加勒万河谷做好发生任何情况的应急准备。边界形势瞬息万变,随时可能点燃爆发战争的引信。从两国军队调度难易程度的角度上分析,印度无疑更具优势,列城、斯里那加或首都新德里距边界之近,使他们便于指挥、调动部队;中国的喀什、乌鲁木齐或首都北京则距边界远之又远,调动部队远比对方难度大得多。特别在边界线漫长、地形地貌复杂艰难的情况下,各重要防区的分布呈‘W’形,加之受山上可接纳人数的制约,野战部队势必只能根据突发情况的轻重缓急,以排、连、营为基本单位,驰骋于各防区之间。这的确是对指挥员调配、指挥能力的一种考验。中国的高级将领大都经受过战争的洗礼,对前沿部队的指挥明确而又具体,所以前方官兵心中有底,能顺利贯彻执行上级各项指令。就是营、团级指挥员也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经验丰富的长官。我到过空喀、天文点、加勒万三大防区,亲身感受到中国军人所选设的卡、点的地形、位置远远优于对方。

在中印边界西段,我是唯一略知联络工作的印地语干部,来往于各防区更是我责无旁贷的职责。这样仅经几个小时的休整之后,第二天凌晨,未及观察一下周边的地形地貌便与王记者等人匆匆赶往加勒万河谷。

中国军人执行上级指示相当出色

次日凌晨,我们几个人登上西北部的小山包,察看所处位置的地形地貌,及双方阵地的对峙状态。我个人观察到的情况是:南面是东西走向、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根本不具备设卡驻守的生存条件;加勒万河是由雪水融化的小溪汇聚而成,流经至我们的宿营地处便依山势走向,成‘T’形分叉而流,主河道沿着大雪山山脚继续向西流淌,另一股分叉折向北方,纵向流入中国腹地,河叉的东、西两侧,与南面大雪山相对,是绵延不断而低矮的小山(附件4)。印军自河谷的入口处沿着河谷自东向西逐步蚕食,向前推进,已切断中方向西端九号哨卡运送物资的运输线,严重威胁到九号卡的安全。中国军队坚决贯彻了军委‘你逼近我,我逼近你;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的指示,闻风而动,力争有利地形,抢占制高点,构筑了工事。客观地讲,中国军人对上级指示执行得相当出色,以加勒万防区为例,发现印军以大雪山为依托,沿河谷向西深入十几公里后,中方立即派出十团三营日夜兼程火速增援。沿河谷北岸挖战壕、修工事,严密控制整段河谷,将印军阻止于河谷东端之入口处以外,使处在‘T’形顶端之印军主阵地与其东、西两翼哨卡之间的陆路通道被彻底切断,陷入孤立无援的窘境,所有补给只能靠空投维持。其西边七、八公里处的哨卡,同样也受到八连一个加强班的控制,中国自东向西将本方的三个哨卡依次以七、八、九号代之。从八号卡观察,工事前沿有一纵深约二十米陡峭的‘台阶’,再向前便是距河床北岸有一片约五、六十米宽向下的小缓坡,岸边离干涸的河床床底约二米深,河床南岸便是由印方临时控制的阵地,大雪山山脚距河床底部是笔直而又陡峭的岩壁,上下高度约四十米左右。印军在岩壁上方,山脚平坦处建有掩蔽所,当是其指挥部所在地。这段河床相当宽阔,靠近河床南岸,其指挥部下方有一个三十米高的低矮平台,可当作直升机降落场。对方阵地及直升机起降台完全在中方八号主阵地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其指挥部两侧修有地堡和战壕由尼泊尔雇佣兵廓尔喀联队守卫。中方在选址、设卡、建点的数量、兵员配置等方面均优于印方。

记者模拟摆拍中印边界对峙情景

回到山下宿营地,炊事班在用石块支起的土灶上,用架好的军用锅正在烙制面饼,还做了一锅西北人喜爱的酸辣汤。没有燃料,用挖来的骆驼刺和扁平的苔藓充当燃料。尽管把苔藓底朝上翻转过来晒干,依然只冒烟不见火苗,可怜炊事班的战士只能伏下身来,用自制的吹火筒不停地吹,浓烟刺激下泪水流个不止。然而,饼还是不熟,粘糊糊地粘牙,酸辣汤也温吞吞地不热。这不仅是燃料问题,而且还有‘高山反应’:水的沸点为摄氏七十度,无论火烧得多么旺盛,都达不到一百度。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蒸馒头、做米饭,只能烙饼的原因了。没有人发出怨言,因为炊事班为改善大家不再吃无味的压缩饼干,喝冰水的伙食状况,已尽了最大努力,他们太辛苦了。幸好,后勤很快运来了红柳木,甚至炼钢用的焦炭,以及特大号的专用高压锅,大家才终于可以吃上了熟透的米饭及绝不松软的馒头了。

在河滩上做饭用水极为省事方便,只须走几步到东侧崖边的小溪中提取即可。但小山上守卡战士用水就困难得多了。平时战士要用特制的“褡裢”到山下小溪中背水,这种“褡裢”为黑色橡胶质地,装上水后足有十五公斤重,架在肩膀上,胸前背后各一个水袋子,挤压着心肺五脏,喘不上气的滋味可想而知,更难的是还要沿着崎岖的小路爬上山头。我参加过一次背水,感觉到难,真难。空身上山都气喘吁吁,心跳不止,负重向上爬七十度的羊肠小道时,还须时刻注意选择脚下的落脚点。山虽不高,我仍觉吃力。这种劳务怎能不难?确实很难!所以,战士们下雪时总是尽可能多地收集积雪,以减少背水之苦。当然,高山的艰苦远不只这些,再举个我亲身经历的一段小事为例。山上不长植物,更不肖说蔬菜了,人在短时间内不吃蔬菜,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但是,人是不能长时期短缺绿色蔬菜的。因此,总后勤部根据山上的人数,官兵一致,每人每天配发五粒多种维生素。不可小视这五粒红色小球球的作用。我六月底上山到八月中旬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作为‘临时工作组’的一名成员,来往于各防区之间,不在任何山上部队的编制内,无人为我们申报‘山上户口’。结果到八月时,我全身的皮肤搔痒难忍,满脸皱纹,嘴唇裂出深深的口子,不断向外渗血,甚至影响到吃饭和讲话。经周边人们的指点,提出申请后,情况才得到改善。感谢总后勤部对边防战士的关爱。再有,山上不能患感冒,否则肺水肿是会要人命的。

次日上午,王记者要求我再次和他一起登山,拍摄一组我向入侵印军喊话的镜头。是时,我站在小山包的明显处变换着不同的姿态,向对面的印军空喊起口号来。对面的印军很快钻出工事,莫名其妙地望着我们,不知我们在搞什么名堂。实际上这组照片是要向世人昭示中印边界相互对峙的状况:印方的入侵,中方在克制。画面虽是经过策划、摆布后拍摄的,但本质上是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并非是虚构!

六月二十四日,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朱家胜少将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政治报告。主要的内容是中印边界形势发展的现状,预测战争爆发的紧迫性;打,则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战争的胜利对国内外的影响和意义;要求军区司、政、后做好战争的一切准备;做好对入疆部队的支援与服务;注意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宣传和安抚工作;加强对民族部队骑三团的教育与管理。此外,还谈到如何建好战俘营,以及一旦面对外国记者的有关提问时,应遵循的回答原则。例如,中苏关系问题要强调团结;苏联卖飞机给印度是商业行为;中苏的分歧是内部矛盾,中苏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苏联的党和人民与修正主义是不同的,应区别对待等等。

被围印军要中方为他们联系后方提供方便

回顾在山上的工作历程,七月中下旬奔波于空喀、天文点之间,八月初到十月底在加勒万防区则是我主要的工作时段。工作性质、内容也较为典型,现作一简要回顾。

七月份加勒万的天气大都晴好,日光充足。对闯入中方控制区的印军廓尔喀联队喊话内容主要是口号式的警语:‘你们已进入了中国领土’,‘退出去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你们的家人在为你们担忧,想念着你们’等等。从资料中得知,廓尔喀是尼泊尔的一个山地民族,身材不高,但体魄健硕,吃苦耐劳,英勇善战,贫困使他们多投身行伍。二战时期尼国与英国协议,以雇佣兵方式参与英军的军事活动。英国离开印度后,廓尔喀被收编为印军的一个联队。干巴巴的喊话开始并没有引起他们多大反响,只是偶见一两个士兵从工事中探出身子向我张望一下。估计是他们对中国军人怀有的警觉,或长官的禁令所致。为提高宣传效果,我须编写更为人性化的宣传内容。况且印军被箍在铁桶内没有陆路通道,仅凭空投来维持基本物资的需求,而这些物资又往往误投在中方控制区域内,如大米、炼乳、白糖、腰果,或固体燃料及建筑预制件等,因此无论是为开通其与后方联系的通道,或是向我索回空投在中方阵地上的生活物资,印军均有求于中方。种种迹象表明,印军毫无撤军之意,将在此坚守下去,作了越冬的长期准备。这种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与中方接触。最终,三三两两的廓尔喀士兵在我的召唤下,来到干涸的河床上和我开始有了试探性地接触。慢慢地我们一起谈家常、谈友谊、谈家庭、谈生活等琐碎小事,我也择机和他们谈些涉及中尼两国友谊,尼泊尔国王的相关讲话和尼报纸的评论等方面的问题。友好气氛中,他们告诉我,他们姓甚名谁、家庭成员、参军原因、军龄、军职、待遇及退役后的福利等私事。这正是我工作的内容之一,友谊、厌战的效果自然生成。我送他们当时国产较好的牡丹烟、群英烟时,都高兴地珍藏起来。我给他们唱我会的几首印度电影插曲,如《流浪者》、《两亩地》等歌曲时,更加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融洽的气氛中我们互赠过本国的钱币,甚至还将他们本人的照片送我留念。

打开这种局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回忆第一次与入侵印军的阵前接触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到达加勒万之后不久,接上级指示:可与入侵印军正面接触,正告对方退出中国领土。六二年八月五日上午,我和闫干事及一名战士三人首次直接来到“T”字形谷底的河床中间地带,这是一块倒三角形河叉口开阔地。我向对方招手喊话,示意他们派人下来。那天虽阳光明媚,但从谷底向对方阵地望去,因其身后的大雪山遮挡住阳光之故,谷底仍旧是黑黝黝的发暗,从下面向上仰望,雪山也顿显高大了许多。印军哨位发现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两军阵前开阔地的中间地带时,立即警惕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向百米之外,45度仰角的高处望去,看到其他印军士兵全副武装纷纷迅速进入阵地。有的从战壕中露出半个身子枪口指向我们,有的趴在战壕前沿露出头部,架好机枪待命,严密地监视我们的行动。毕竟这是两军对峙以来中方第一次采取的主动行动。形势顿显十分紧张,但我内心却较为平静,并未恐惧,甚至没有携带在乌市配发给我的五四式手枪和两个基数的24发子弹。因为我知道,保卫边疆是光荣而神圣的事业,我背后有伟大的祖国支撑,况且在我身后的工事内,八连战士早已进入阵地,处在临战的戒备中,地势、兵力及武器远远优于对方。

没过多久,从对方阵地下来三个人。从穿着长相上看,他们是一官两兵。为官者明显为印度本土人,身高一米六左右,鼻高眼眍。自报名叫莫西(未报全名),职务:军医;军衔:上尉。其他二人,一是报务员杰格底士·普拉沙德·高德姆;另一名士兵戴兹·巴哈杜尔·古龙。我们提出,这里是中国领土,他们应该退出去,退出时我们可让出通道,并保证他们安全返回。对方答称,他们是军人,只知执行上级命令,并要求我们敞开通道,允许他们与后方联系??短暂的阵前会晤双方表明各自立场后,就此无果而终。事后分析,怀疑该军官未报全名,未必是军医,可能是该部指挥官。虽然这次会晤没有什么积极成果,却开启了我之后与尼籍印军士兵较为容易地接触空间。

为改进只隔着一道山谷空喊出几句干巴巴口号的不佳效果,我于七月三十一日用印地文撰写了一篇宣传讲话稿,尽可能较系统地讲述了中印友谊,边界纠纷的由来,及中国解决矛盾的诚意等内容。现译成中文,权且充作中印边界纠纷中一个小小的历史见证吧。

“印度朋友们,你们好。现在我想和你们聊聊天,你们一定想听听我要说些什么。首先让我谈谈中印关系的话题吧。中印两国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着传统的友谊,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彼此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流。历史上我们两国始终友好相处,从未产生过任何纠纷矛盾事,是友好的邻邦。我们都是亚洲的大国,对亚洲及世界和平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在印度独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这种友谊越加紧密起来。

一九五四年我们两国总理共同首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对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在那些日子里,在一系列国际事务和政治斗争中,总是相互支持。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两国都进行过奴役和残酷压迫,谁是我们两国的共同敌人?中印两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清楚的,那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人民在反帝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从印度取得的成功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然而近两、三年来,一小撮印度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及帮助之下,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行了反华仇华活动。他们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播撒下毒药,挑起中印边界问题,作为反对中国的借口,甚至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准备动用武力。但我们很清楚,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决不会因此而停止不前。我们坚决遵守我国政府制定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政策。但我们也绝不惧怕他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我们坚信,印度人民是不愿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而和我们一样,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

近来,印度政府不仅拒绝了我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还派出了大量军队和飞机侵犯我国的领土和领空。依照国际法和捍卫国土的原则,我们完全有理由和力量把你们驱赶出我国。但基于中印的传统友谊,我们等待着你们的自行撤离。如果你们继续坚持一条路走到黑,决心赖在我国领土上。那么,一切严重后果当由你方自负。

印度朋友们,你们当前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我对你们深表同情,为避免流血,你们应积极向本国政府提出撤出的请求。印度朋友们,你们已闯入了中国的领土,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前几天你们的马匹跑到我们这边来,并被我们捉到了。现在你们来去都不够方便。应你们的要求,本打算将马匹放还给你们,然而你们的长官没有提出马匹的事。我方提到放还马匹的问题时,你们的长官竟连收条都不准备写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得已,为你们再临时代养起来。但是只要你们考虑之后,提出这一要求,并履行适当的手续,我方可随时放还给你们。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光辉照耀下,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与亚、非、拉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我国和尼泊尔等国共同签订了互不侵犯友好条约。特别是我国政府还和尼泊尔、缅甸两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边界问题。这表明中国是始终一贯地遵守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尼两国和平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以及在你们的国王马亨德拉访问中国之后,中尼两国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最近,为造福于中尼两国人民,两国工人正在共同修建从拉萨到加德满都的公路。

中印边界和中尼边界一样,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中尼两国政府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边界问题。遗憾的是印度在解决边界问题上,非但没有采取像尼泊尔那样的态度,反而制定了动武的方针政策。其结果自然是印度,而不是中国引发了边境的紧张局势。”

战士棉衣裤磨破看似穷苦的流浪汉

另日,我爬上“T”形山谷东侧的山坡。中印双方阵地之间仅由基本干涸的河道相隔,彼此间最窄距离仅有三、五十米的宽度,是两军阵地对峙的最窄处。平时甚至能听得到彼此的谈话、咳嗽声。河道北坡的中方阵地略高于对方,相互都可看到对方阵地上的活动。但印军阵地完全被中国军队掌控。因为印军从东部河谷入口处向西深入十几公里,其兵力约一个排左右,仅可勉强布置在河叉口中心阵地周边的几个点上,其中分出一小股印军早期进入河谷西端,切断了中方九号哨卡的补给线。正当印军洋洋得意之际,中央军委紧急派出野战军四师十团的一个加强营星夜驰援加勒万。三营八连的一个排扼守在东部河口入口处,彻底阻断印军向其河叉口中心阵地增援的陆路通道。而自入口处至其中心阵地约七、八公里长度的范围内,沿北岸的山坡修建了长长的战壕工事,全部河道由中国军队把守控制。加勒万地区的几个印军据点彻底处于被分割孤立的状态中。

太阳高照,战士们仍穿着常规棉装忙碌着构筑工事,我看到每个战士棉军装的袖口、下摆和臀部均露出白花花的棉花,有的棉花磨掉后,能直接看到棉裤一层薄薄的白色衬里!每个人看上去好似内地穷苦的流浪汉。我们的战士有极强的自尊心,他们侧着身子走,尽可能掩饰住这种狼狈相,为的是不使对面看到自己开了花的臀部。我到这里的目的自然是宣传。两名战士为我摇动直流发电机,这种发电机固定在长凳的中间,长凳两端相对着各坐一人不停地摇动着手把柄,接上喊话喇叭,我便可不必声嘶力竭地喊话了。我尝试了一下手摇发电机的滋味,长时间地摇动并不轻松。在我喊话之前,战士们早已进入阵地负责警戒,这在对峙之初是必有的戒备措施。

宣讲完毕,下山时选了一条捷径。这是融化的雪水下泻时所留下的一段干沟,宽不足一米,坡度却有七十多度,从上到下高度三十米左右。下来须以蹲坐姿式用四肢撑着山坡慢慢地滑下,这样臀部自然免不了要与山坡接触摩擦。这使我一下子颖悟到战士们穿着开了花的破军装的原因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善,总后装备部发来了全新的越冬服装。帽子是里外双层厚羊绒缝制的皮帽,两个护耳之间有一块可拆装、活动的“护鼻”,平时竖挂在一侧,需要时可横在鼻梁上,保护鼻子不致冻伤。新帽硕大得好似北美野牛的大头,尺寸大小远超过原来棉质、兔皮的帽子。着装方面加发一件轻而暖的丝绵坎肩,可套在绒衣之外,暖和了许多。下身新增一块可拆卸的三角形皮‘护裆’,保障‘传家宝’不被冻坏。新手套是高至肘部,拇指、食指可分开活动,内毛外棉的新产品,丝毫不影响对武器的操作。脚下除原有的大头毛皮鞋外,新添一双高至膝盖的毡筒靴,及与之配套的两片薄软的毡子,用来填充腿部空隙,还有两双厚厚的毛袜。冬装的质地,内里依旧是棉絮,外层则不再是棉布,而是由加厚耐磨的混纺料子缝制而成。这套装备虽显得有些厚重、笨拙,却能抵御摄氏零下四十度以上的严寒。最外层依然是原来的羊皮大衣。此外,每人还配发了一床高档鸭绒睡袋,睡觉时上面压上皮大衣,暖和之极,真是一种享受,唯一的遗憾是袋内存储着自身制作的‘废气’,闻之令人头晕,自作自受吧。感谢总后勤部的专家们,是他们的科研成果减少了战争中大量的非战斗减员。与中国士兵相比,印军的装备则相差甚远。他们头上戴的是毛线织的‘老头乐’,贴身穿的是单薄的呢质内衣,中层套穿毛衣,外套是夹克装,脚下踩的是内贴一层薄呢、半高腰的胶鞋。奇怪这套装束怎能抵御得住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难道他们都练就了“瑜加”御寒神功,有了一种特殊体质?我认为他们的服装中看而不中用!

通过多次接触,谈友谊,聊家常,发还误投在我控制区域内的生活物资等行动,缓解了廓尔喀士兵对我方的紧张、戒备情绪。再次邀请,每每都可得到回应。有时两三名印兵还会跨过河床到靠近我方一侧来会晤,并回答一些问题。

通过宣传和面对面的交流,大多数尼籍印军士兵明白:边界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事情,尼泊尔和中国是相互友好的邻国,中国军人对他们非常友善。他们出来当兵只为的是挣钱养家糊口,表示无心为他人卖命。或许正因如此,印度军方高层查觉到廓尔喀兵对中国军人过分暧昧,不堪信赖。不久之后,便以其二战期间有过辉煌战史的本土王牌军——杰特联队,与驻守在加勒万的廓尔喀联队换防。严律士兵,不得随意和中国军人交往。英国作家内维尔·马科思韦尔在其出版的有关中印边界战争的专著中曾经这样写道:“中国译员通过扩音器试图煽动廓尔喀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宣称他们比起印度来是尼泊尔的更好的朋友;廓尔喀人为印度扩张主义野心服务是愚蠢的。廓尔喀人卧倒在地,紧扣扳机,而没有竖起耳朵。印度政府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对峙局势。就要中国大使到外交部去,警告说,如果中国军队进一步逼近加勒万哨所,印军就将开火。”(引自该书中文译本)。我很欣慰自己的工作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既然说廓尔喀人没有竖起耳朵听我的宣传,那就怪了,印度高层是怎么知道那么多宣传内容的呢?又为什么要召见中国大使到其外交部进行警告?并派嫡系王牌军换防廓尔喀联队,在该书的第283页中(中译本)马科思韦尔还写有“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说:“应该通过某种政治的解决,把围困在加勒万河谷的守军撤回来。”他还指出,中国已明白表示,非但不会干涉印军从哨所撤回来,他们还会欢迎印军这样。”

实事求是地说,我撰写的印地文宣传稿广播后,究竟有没有效果,当时自己心里并没底,因为没有任何消息来源及反馈的渠道。我只是像头牛,拉着车向前走就是了。战争结束后,读到马氏书中的描述,得知了宣传的效果,一种豪迈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同时欲为中印友谊作贡献,当年坚定地选修印地文,及冒着被扣上“白专”帽子的风险,顽强地“偷学”而沾沾自喜。

1962年8月19日,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牵头组成联合工作组,自北京出发到康西瓦“前指”和对峙形势最为紧张的加勒万防区,进行视察并指导工作。联络部的马北强是工作组的主要成员。马,上海人,高二时被借调赴朝鲜担任英语翻译,战后被留在总部工作。此人极为精明强干,是有名的活字典,部里开会时,常能及时答出部长需要的各种数据资料,准确无误。这在强手如林的部里,无疑是出类拔萃的;更为可贵的是待人谨慎宽厚,对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新人常给予耐心的帮助。马,是我尊敬、学习的榜样。这次和他在昆仑前线的邂逅,将是我难得的学习机会。无巧不巧,恰此时对面印军主动提出欲与我方举行阵前会晤。我们慨然同意。

当日午后两点左右,印军从其阵地下来三个人,身材不高的是我曾经见过,自称为“军医”的那位,另一名则是从未谋面的新人,身高不足一米八,长条脸,皮肤稍黑,鹰勾鼻上架一副墨镜,上衣是一袭人造短绒连着帽子的外套(有别于其他人的装束),自报是校级军官。从其言谈举止和略带傲气的表情上看,他不应是一般的部队指挥官,该是印军总部派来的谈判代表。其第三人一看便知是个警卫。这次会晤地点选在靠近我方河谷顶端的入口处。双方在河床上席地而坐,他们坐南面北,我方则与之相对。对方首席和我方人员围坐成圆圈形,对方的两名随从坐其身后。中方人员总部的马北强为主谈代表,另一位是总政宣传处的处长,此外,三营营长,南疆军区联络处处长和闫干事,新华社的王记者参与了这次的阵前会晤,我则承担翻译任务。坐在前排的有处长,营长,马和我,其他人员在后排静坐。谈判中双方各持己见,我方明确提出:此地是中国领土,印军深入到我领土内是非法的。他们应退回去。为维护中印间的传统友谊,退出时,我方可让出通道,保障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对方则避谈领土的归属问题,坚称他们是军人,服从上级命令是军人的天职。领土之争是两国政府及外交部门解决的问题。提出要我们让出通道,以保障其加勒万驻军的生存条件。通道问题成为了双方争论的焦点。我方岂能让出通道,允许他们自由来去?设若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岂不是印方在我境内所建全部哨卡、据点便合法化了么?!中方反复提出,希望他们从维护两国传统友谊的大局出发,尽快向上级反映,提出返回的请求。届时中方将让出通道,并保证印军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方则滴水不漏,用词虽不尖刻,却坚决要求中方让出通道。一小时又四十分钟的争论,这次的阵前会晤自然也是无果而终。我作为双方的现场翻译,精力高度集中在工作上,没有什么特殊感觉。然而当晚因疲劳过度,很久不能入睡,满脑子尽是印地文的单词和句子,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担当如此繁重而又重要的任务啊!

印方主谈代表离开不久,印军高层又尝试采取了新一轮的强硬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廓尔喀士兵与我们的正面接触;另一方面印方试图以武力强行闯关——以武力打开通往加勒万主阵地的运输通道,借以试探中方的反应强度。现全文抄录本人1962年9月10日之工作纪要,以资佐证。

1962年9月10日

“今天上午十一时左右,突接任务。听说八连二排阻击之敌向我主动进攻挑衅。霎时阵地显得活跃起来。领导决定派我随闫、周前往应付情况。坐吉普车(自8号阵地出发,沿着全部由我方控制的无水河床)疾驰至距前沿七公里处,因道路不通,才下车步行前往。一路上脚踏着刀山似的碎石进行了极度强行军,当时顾不得气喘肚子痛,只想尽快到达目的地。十二时十分开始与敌接触。我因对敌之愤怒,态度严肃认真,声色显得过硬。把来的少校杰格吉德·辛格搞得狼狈不堪(特别是谴责尼尔摩勒撒谎时)。从谈判的一般情况看,印方显得软弱,不似惯于外交的老手,如对我因尼尔摩勒谎言的抗议,及对开枪挑衅的抗议,表示了歉意和接受。但我怀疑此次会见的本身是否即一大阴谋?!因为明明上次我们坚决否定了让路之事。他(杰格吉德)的出现,问题是否为配合尼尔摩勒的要举行的会谈,首先创造一些对他们有利条件的措施。因此,想乘机放个探测气球看我态度也未可知。不过,从直接印象看,此少校比尼尔摩勒强些。”

中方哨卡间的交通联系虽比印方好上许多,但也并不是如履平地那样简单。加勒万防区主阵地为八号卡,其东侧定为七号卡,西侧为九号卡。东、西两哨卡各距主卡不足十公里。原本向两侧哨卡运送给养物资可以沿着河床送达。自从入侵印军切断通往九号卡的线路后,中方向九号卡运送给养物资时,便只能沿河床北侧崎岖不平的山坡开辟出一条新的路线。运输工具为骆驼,由身穿蓝色棉衣的地方民族同胞牵着骆驼在夜色掩护下运送。可怜善于沙漠中行走的骆驼行进在高低不平、遍地如刀的山石之间,四蹄磨破血流不止。夜空中听到骆驼的惨叫声分外地渗人,着实令人心有不忍。维族同胞辛苦啦!骆驼们,战争的胜利中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

中共高层制定战争策略时去掉“猛追”

随着边界局势的日益紧张,战争一触即发。印方将二战中有辉煌战史的王牌军杰特联队,与加勒万军心不稳的廓尔喀联队换防。可怜的王牌印军士兵们脚跟尚未立稳,战争便爆发了,成为了廓尔喀士兵的替死鬼,尼赫鲁当局的牺牲品。

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失败之后,针对印军频繁的军事活动,认为一场边境战争难以避免。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最后根据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决心用军事手段作为解决问题的另一种尝试。毛是党、政、军的最高统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毛的点头批准,任何人都无权作出如此重大的决策。中国军队积极投入战前准备。根据本人当时的纪录,中央军委制定的战争政策原则是:“打则只能打好,不能打坏,必须取得胜利,狠狠地打,一定要打出国威、军威来;同时要求部队贯彻‘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中之前两项,去掉第三项‘猛追’。因为如果没有节制,‘有理、有利’也将失去意义。”

加勒万防区是中印边界西段重中之重的要害区域。接到命令后,战争机器迅速启动。山下部队源源上山加强一线部队力量,前沿工事重新扩大、加固,以符合作战要求。临战之前,我所在的加勒万阵地除常规武器外,更增加了各式武器:120加浓榴弹炮、高射机枪、75无后坐力炮、火焰喷射器、枪榴弹发射器。在中印军事对峙中,双方阵地的正面距离不过40-80米的范围内,有人咳嗽、谈话、笑声彼此均可清晰可闻。中方如此之大的军事动作,无论怎样强调谨慎、隐蔽,都不可能避过对方的眼睛。然而这些动作竟没有引起对方的任何警惕和反应。

我事后分析,杰特联队临战前夕换防至加勒万,难于察觉、对比到中方阵地前后的变化。他们在忙于越冬的各项事务的准备之中,即或向其上级报告,也未必能反映出实质性的信息,提出适当的警告或建议。或许认为,中方的全部动作也和他们一样,在为越冬做着准备之中。更为关键的是尼赫鲁当局及其军事高层始终信奉‘我向前推进我的,你能把我怎么样?’的信条。这种鸵鸟式的思维逻辑,印度当局应承担战争失败的主要责任。且看当年一些印度媒体喧嚣的报道:“前进政策的推行还没有给中国足够的压力,所以必须继续进行,直到中国承认他必须撤退时为止。”把中国对印度的‘前进’蚕食政策,所采取的克制,争取和谈的方针,错误地认为是中国单一的解决途径。“(尼赫鲁)总理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印军已“在2500平方英里的广阔战线上全面推进。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如果在中印边境地区给中国人一个冷不防,中国人可能不得不走开。”尼赫鲁本人也曾直言:“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要把中国军队“清除掉”。甚至印度国防部长更为明确地表态:要同中国军队“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

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的中国对国内外形势认真地分析后,在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的问题上,原有的以和平谈判为主及以军事手段为辅的两手准备中,最后定下了用军事手段处理的决心。中央军委传达了毛泽东对印军反击作战的命令。总参发出第一道命令:将于十月十六日拂晓北京时间六点整,在同一时间点上,向中印边界东、西两段的入侵印军全面出击。要求以最猛烈的炮火,摧枯拉朽地拔除印军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哨所、据点,夺取彻底胜利。为达此目的,要求各种重型武器先行十五分钟的炮火准备,然后再投入作战部队全歼印军,占领印军阵地,以期取得初战大胜的结果。然而十四日午后,突接总参第二道命令:反击时间延后,就地待命。事后得知因地处西藏的中印边界东段,部队尚未全部进入指定阵地。直到十八日傍晚才又接到二十日拂晓出击的命令。

实际上,在中央以有限战争解决边界问题的决策下达后,各军事部门便迅速进入紧张的临战状态:加强主要战区的参战兵力;负责转移战场的运兵车整齐地排列在前沿的后方待命;野战医院派出卫生队在阵地后方搭建了帐篷、简易手术台,以随时救治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我的工作是:⒈重新编写印地语战场喊话口号,如“印军官兵们,放下武器,我们不杀俘虏”;“不要为印度反动派卖命了”;“你们的父母家人在担忧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已完全陷入我们的包围之中了,投降吧”;“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让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中”。这些口号是我本人为自己编写的,熟记在心,以便随时能用得上。⒉制作俘虏登记表,包括姓名、年龄、种族、所属联队、军衔、职务等等。⒊审视对伤病俘治疗帐篷及战俘收容帐篷的方位。

战斗打响印度阵地的枪声很快哑火

1962年10月20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战士们已于零时之前进入阵地,趴卧在战壕中等待信号弹升起,便立即起身冲锋。没有人发出哪怕是极其轻微的声响。难以想像,战士们何以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寒夜中,能够一动不动地苦熬五、六个小时。分派给我的任务是随第二梯队参战。第一梯队攻陷敌军阵地后,继续向纵深发展,二梯队则接替一梯队的战果并歼灭尚未缴械的残敌,并适时增援第一梯队,以扩大战果,我则是向被围困之敌喊话劝降。时针滴滴答答一分一秒地向前爬,每个人兴奋而又激动,等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

北京时间六点正,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飞上这里依然是漆黑的上空(时差的关系新疆比北京晚几个小时)。这意味着在这一时间点上,中印边界全线,向闯入中方控制区域内的所有印军据点发起了全面反击。霎那间,全部火力,包括120加浓榴弹炮、75无后坐力炮,轻、重机枪等武器山呼海啸般地齐齐射向加勒万印军阵地。凭借着炮火准备十五分钟的时间,我冷眼观察着这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中方的火力轰鸣地拖着长长的火焰飞向印军阵地,炮弹撞击到山石后折返的一缕缕泄光清晰可见,这不是晚会的焰火,也不是电影中虚拟的战争场面,我的心情绝不轻松,而是异常沉重。片刻之后,就能见到血肉模糊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散落在掩体内外。战争是残酷的,死伤者只能是在劫难逃!战斗打响之初,听到来自对方阵地一阵短暂的轻机枪之声,但很快便被打哑,估计他们的机枪手抵挡不住强大的中方炮火的袭击,早已阵亡了。十五分钟的炮火准备实际上用了不足十分钟便停了下来。冲锋号声响起,第一梯队的战士们潮涌般冲向印军阵地,杀声震天,慑人心魄。紧随着第二梯队冲锋令的发出,我就地甩掉身上的羊皮大衣,顺着山坡向下奔去。突然,左脚一软,似乎踩到石头崴了一下。哪里顾得上痛与不痛,继续向前飞奔。为最大限度地接近地堡,进入对方阵地,必须跨越河谷这道两军阵地之间的临时分界线。沿着一梯队战士的足迹和路径,下到谷底河床之前,需先跳下十来米高的崖壁,然后才可抵达河床边缘。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与其说坐土滑梯滑下,不如说我是连滑带跳“飞”下崖壁的,穿过河床,浑然未觉出脚痛!印象中一、二梯队之间没有时间的间隔,只不过是一先一后浪涌般地冲向印军阵地。一梯队占领敌方前沿阵地后,继续向前推进伸延时,我也紧跟着抵达到对方的前沿阵地。喷火连的火焰喷射器令几十米以外的印军阵地,瞬间变成一片火海。从未经受过军事训练的我,本能地猫身在一截半身高的掩体后面,这里距印军地堡约有二十米之遥,借着火焰喷射器的火光,看见地堡附近的地面上躺着一名印军士兵尚在翻滚蠕动,不知他伤得有多重。我把话筒凑到嘴边,全神贯注地喊起话来。突然,就在我身后,紧挨着耳边“砰”的一声,响了一下震耳的枪声,我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身子,反应够快!原来在我身后,不知何时上来了一名战士同样在掩体后面,枪口对着地堡,见我的喊话没得到反应便开了枪。战后听到传闻,说这位不知名的战士把我的这一下意识动作视为怯弱,向上级作了反映。我听后觉得既可气,又可笑。事实上,冲锋中他比我还晚一步到达我身后的位置的。只不过我太过专注于喊话,才有了那个下意识的动作反应。我对此没有作过多的解释,没必要!该挨批评的应该是他,敌人已经哑火,龟缩在地堡内,全无还手之力,正是发挥我本职工作职能的时机,他却贸然开了一枪,纯属多此一举。几分钟后,果真从地堡里钻出两个举着双手投降的印军士兵。战后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战绩。据说已存入我的档案,不知确否。把两个印俘交给随后上来,专司押解收容俘虏的战士后,我继续前进探索。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这一战役基本上没遇到什么抵抗便结束了。听战士们报告,一些印兵逃向了大雪山,冰天雪地躲藏在那里,无异于死亡。我对着大雪山向上面高喊,呼吁他们下来。见无人应答,便迅速返回设在后边的战俘临时收容站。

被俘印军肌肉被冻得没有弹性能敲出声

帐篷内约有三十名印俘,衣着十分单薄,有的甚至还穿着薄呢料睡衣、睡裤,零零散散,或蹲或坐地躲靠在帐篷的边边角角,眼里流露出无限的惊恐,沉默无语。在帐篷的东南角站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穿着冬装,甚至还戴着毛线织的“老头乐”(其他俘虏没带帽子),在我到达之前招呼着他的下属。看上去他已定下神来,显不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反而眼中流露出不服气的神情,以及一种不太明显,却难以描述的莫名目光,口中咬牙切齿地咕噜着“刹把仕,刹把仕”(印地语,“好,可以,”“真棒,妙极了!”或“漂亮,够意思!”之意)。

枪声刚停下来,我便立刻投入到管俘的工作之中,为印俘登记造册,做舒缓他们紧张情绪的工作,解决他们遇到的实际困难,分送保暖衣物及解决吃、喝、拉、撒等具体问题,配合军医救治伤俘等等。一次,忘记具体为了什么事,但可以肯定,是为解决俘虏的什么困难与当值军官争论时,我的命令口气和坚决态度,被几个印俘看到,他们竟认为我是高级别的军官。仅是短短一天的相处,我便成为了他们眼中的救星,能给他们以帮助,是个可依靠的人了。

从早到晚一直忙于工作,无暇管理自己的事。二十日当晚返回已被拆走帐篷的宿地时,已近午夜,除早先捆好的行李外,大衣、毡筒和我珍贵的军用挎包均已不见(包内有在天文点发现的鱼化石和一些文字材料)。被清理战场的战士“扫走”,他们完成任务后,当天上午便直接乘车转往百多公里外的“西大沟”战场。十分遗憾,我再未能联系到他们,取回我的挎包。战争爆发前加勒万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骤然平静了下来,因为部队仅留下极少数人员驻守阵地。我因需处理印俘事务仍留在加勒万。

医疗队最重的工作是为印俘中的重伤员做紧急手术,中方伤病员则多为二、三度冻伤的非战斗减员。据军医讲,在高山缺氧的环境下,对人体威胁最大的两种疾病是由感冒引发的肺气肿,死亡率极高;另一种是身体一旦遭受到出血性创伤,伤口极易被一种称作“厌氧”细菌的侵入,该细菌以极快的速度向人体的中心部位发展,处置稍迟,便无可救药。所以只能尽早、尽快地高位截肢,医学上称之为“炭疽病”。我一方面配合军医,安排负伤的印俘按轻重缓急进行手术,一方面根据上级指示,联系车辆把全部印俘转送到后方康西瓦较为安全的区域。因为这里距边界过近,印空军飞机不断在上空盘旋侦察,对印俘的安全没有保障,向后方转移是必要的预防性措施。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我正在印俘帐篷忙碌着,接到执勤警卫报告:一个印兵在附近出现。我急忙迎出去,见来人中等偏瘦身材,穿着暗绿色单薄的呢料睡衣、睡裤,光着双脚,侧着身子用双手扶着东侧崖壁极缓慢地移动过来。毫无疑问,他是昨晨逃往雪山的印军士兵。我命令两名战士帮扶他进到帐篷里,给他棉被、大衣先行保暖,然后送些温水给他喝,以暖肠胃。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的痛苦表情,只可从其眼中能看出他一息尚存的求生欲望。军医作检查时发现,他赤裸的双足脚下的厚皮已经脱落,露出鲜红色的肌肉组织业已硬结,毫无弹性,轻轻敲击能发出清脆之音!惨不忍睹。从军医的态度上可看出,他存活的可能性不大。我想他活下来的欲望只不过为了家人而已。

十月二十一日傍晚,接到命令要我紧急赶赴西大沟战场。加勒万战俘的工作已大致安排就绪,心中只存疑那名冻僵的印俘能否活到我安排好的车辆去条件稍好的后方。二十二日晨出发,下午抵达西大沟时,那里的战事早已结束。接近十一点才抵达被我攻克的印军哨所。

那里除一个站岗放哨的士兵外,全班战士都集中在地堡内。地堡内在一盏马灯昏暗灯光的闪动中,全班战士等待着我们的到来,空气相当沉闷,没有战争胜利的喜悦与兴奋,大家显出一脸的疲惫。在黑夜的寂静中,能嗅出些许和我有着同样的某种不安的感觉,他们毕竟是接替野战军的边防军战士,与正规军的素质有所差异是可以理解的。

二十三日天气晴好,大部队早已出发赶往西藏阿里作战。我原准备随指挥员车队奔赴阿里,早晨的太阳照得暖煦煦的,行李已搬上卡车,我正要爬上车时,突被阻止留下。接到新指令,命我改去康西瓦前指报到。因为大部分印俘已转往那里,需要翻译去工作。给我派了一辆专用军卡,同车还将押运两名西大沟战役中俘获的印俘,及战斗中牺牲的一名我军战士。该战士已被换上一套崭新冬季军装,停放在军卡后面车斗的中央,从头到脚覆盖着白色布单,两个俘虏并排坐在车斗右前侧,我和他们中间隔着牺牲的战士面对面相坐。尽管驾驶室只有司机一人,还有空位可坐,我却只能坐在车斗内,再次接受一路颠簸之苦。十来个小时的行程中我没合过眼,始终监视着那两个活人,一旦他们跳车逃跑,责任就大了。车顶盖着苫布,车斗内黑瞿瞿的,我手握短枪,不时地瞟着对面。

全国吃树皮 高山反应却让战士扔大桶猪肉

将印俘集中到康西瓦的同时,印地文、英文、乌尔都文的翻译们也从各单位、各部门抽调、借用而来,组成了一支十几个人的翻译队伍。我们同住在一个较大的棉帐篷内,配发了国家研发制造的半导体收音机和带式录音机。录音机虽笨重又故障多,却可藉以录制中央广播电台的外语节目,用来作对印俘宣传教育的基本材料。我个人被特殊照顾,配发了一台西德产便携式交直流两用录音机,轻便好用多了。同行们工作之余,生活丰富而又多彩,大家争着讲笑话、开玩笑,各显神通。一次,从外交部借调来的英语翻译讲了一个他和老婆间的‘荤’故事,令大家捧腹不已。此时山上供应也有所提高:每人每月可配给1.5公斤的猪肉和橘子罐头各一桶。然而,高山反应大家毫无进食香美肉食的欲望,每每大家勉强分食一桶,便扔掉三分之二。想到全国吃树皮、挖野菜的饥民全年都吃不到一口如此香美的食品,却被我们白白浪费扔掉,心里很不是滋味。居身山上,只想吃些轻淡的蔬菜,然而高寒气候,新县蔬菜无法运上山来。一次拉来一车上好的哈密瓜,我们解冻之后开吃时,已经水泄,味道大变,很不中吃了。最受欢迎的是橘子罐头。大家商定,每两天晚上开一个罐头共同分享,这样轮流着可以连续二十多天有得吃。晚上把开好的罐头摆放在桌子中间,在烛光下你一勺我一勺美美地享用。开始彼此还文明谦让,之后便狼吞虎咽,你争我抢了。一次,某位借着探身取食桔瓣之机,吹灭蜡烛,大家一片哗然,黑暗中不见了桌子中间的罐头!一下子炸开了锅,正在吵闹间,忽听到角落里有人笑得口中喷物声,重新点上蜡烛才看清,原来是上海藉的英文翻译小俞搞的恶作剧。我们就是这样地寻开心来调剂紧张而又忙碌的生活。

十一月上旬,根据军委将战俘转移山下的命令,开始下山。战俘营选址在普沙,这里距叶城不远,与设在莎车的野战医院也不过几小时的车程。转运时间定在夜间,一可防止印度空军的侦察骚扰,二又能提防印俘在转运途中对我地形地貌的观察。中央下死命令:要保证转运途中的绝对安全,不得有任何失误。将这次转运任务提高到政治、外交斗争的高度。南疆军区汽车营承担了这次任务,挑选有多次上山经验、最优秀的司机来完成。

我乘的车是由汽车连连长驾驶的头车。这位连长是位令人十分尊敬的老司机,特别是他残废了一支眼睛,凭着他极高的觉悟和责任心领受了这一艰巨任务。漆黑的夜间,车行进在漫长的下山盘山路上,他付出超常的精力,保障了转运的安全。出发前,运俘车封闭得严严实实,侧面不留小布帘窗口,车尾苫布也被捆牢,不露一丝缝隙。并向俘虏宣布纪律:不得私自掀开车篷向外观察。这次下山我第一次坐在了副驾驶坐位上,舒适暖和。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并未使我产生安全方面的顾虑。连长技术一流,更重要的是他的责任心,不容人产生任何置疑。然而,长时间的驾驶所付出的辛苦,搅动着我的心。我努力驱赶着不断袭来的睡意,尽可能地和连长搭讪着聊天,并非为安全担忧,而为的是和他一起分担这份辛苦,表示对他的敬重。

上午九、十点钟抵达山下战俘营。战俘营设在刚下山的普沙一片光秃的小高地上,地域广阔,远离居民区,高地下方有一弯小水洼,洼中浮动着不知名的水草,水清澈透底,只是不见鱼儿游动,真是“水至清则无鱼”之言一点不假。

在宽阔的小高地上一座座长方形棉帐篷排列有序:印度士兵俘虏按照本土、尼籍编成几个小队,分住在不同的帐篷内,这些帐篷在营房西侧,中间隔着一块露天小场地(开会时用),场地东侧为中方管教官员的几顶帐篷,离中方帐篷南面不远处则是印军校、尉级军官战俘的帐篷。小高地南边稍低的大片平地上开辟出一个足球场,供印俘体育活动时使用。其他如伙房、后勤乃至厕所都各有其所。每座帐篷设一名“蓬长”。由他们以前的杰木达尔(相当于班长)或自行选出的积极友好士兵俘虏担任,负责管理内务,并接受担任小、中队长的中国管教的统一领导,军官俘虏则接受中国英文干部的直接管理。平时不允许他们上下级之间再行接触、联系。因为在这里他们同为战俘,不再有任何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便于中方对他们的教育和管理。

作为联络干部,我须按照总部下发的调查提纲,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军队的政治素质,如官兵的来源及入伍动机,他们的出身、成分、年龄、民族、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军龄、精神面貌及道德传统状况;该军的组建过程、历史沿革、战斗经历和指挥官的指挥风格及特点;受英美军事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影响程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看法;对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度及对尼赫鲁所持的态度和立场;军中职业与个人前途的关系;对中、苏、英、美的态度;对中方的宣传工作的反应;军中的常规宗教节日及其含义和庆祝方式;服役期间的待遇和津贴补助,退役后的生活补贴情况等等,等等。

普沙战俘营生活工作步入正轨不久,便迎来了军区政治部主任朱家胜少将来战俘营进行工作视察。向印俘讲话是其主要内容之一。此时,恰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印地文播发了外交部的一篇政府声明。声明申述了中方就中印边界战争的观点、态度和立场。主任便临时决定改用这篇声明的内容作为向印俘讲话的主要依据。于是我和北大刚毕业的印地语同行洪某、钱某彻夜根据录音从印地文译成中文。这是一件辛苦的工作,因为电波经过万水千山后的衰减,信号变弱,录音效果很差,忽高忽低,燥音极大。我们三人反复地听,苦干了一夜,拂晓前终于凑出一篇中文译稿算是交了差。

是日,天气有些阴沉,九、十点种,印俘按中方的编队,集合在露天会场上,人手一个马扎,他们曾经的长官坐在第一排。会场气氛庄严肃静,因为事前已通知过他们,将有一位重要人物来作重要讲话。当一位身披军绿色呢子大衣的长者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尽管印俘早有精神准备,他们眼中依然闪出了惊异的目光。会场鸦雀无声,将军的年龄、风度和我们一般工作人员有明显的不同,他流露出的威严自然而然地震慑着会场,印俘当然感觉得到将军的分量。实际上印俘至为关心的是他们未来的命运,中国政府将对他们作如何安排。主任讲话的依据是中国的政府声明。概括起来主要是边界纠纷的由来;战争是印度尼赫鲁当局挑动起来的,当由印方承担责任;中方坚持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此外,主任还讲到中国的战俘政策,祝愿他们在中国生活得愉快等等。我作为主任的翻译,虽彻夜未眠,并没觉得过分疲劳,翻译也未遇到难点。只是不解,专司录音的人为什么当初没有录下政府声明的中文稿?

中国军人夜里为印度战俘添煤加火盖被子

做好对印俘的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原则性很强,又极为复杂、细致的事情。在普沙战俘营的工作对象是外国的异族人士,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做好在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军事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的印俘的工作是一新的课题。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及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便把对‘战俘工作’提高到部队‘三大军事战略’之一的高度。因此中共对战俘工作是有其历史传统的。

战场上的敌人一旦缴械投降成为俘虏,便不再是你必须消灭的敌人了,下一步就是怎样善待他们,争取化敌为友,特别是你认为进行的是一场正义战争,握有真理的时候。对战俘晓之于理,动之以情,教育他们认清双方纠纷、矛盾、战争的实质。只有他们真正明白了道理,才能成为你的朋友。切不可小视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国共国内战争期间,许多宽俘事例曾对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曾起到过重要作用。

普沙战俘营中方管教人员就两国边界纠纷的历史由来,双方所持立场,处理问题的不同态度,矛盾逐步激化的根源,尼赫鲁政府的固执与谬误等方面进行了正面教育。除此之外,生活上要尊重他们的习惯及宗教信仰,尽可能满足他们吃、住、休闲等诸方面的要求。成立伙食委员会,由中方司务长、付中队长、医生及印俘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伙委会每周开一次会,制定食谱,汇集印俘的意见和要求,例如改做馒头为‘糅蒂’(印度式薄饼),添加甜食‘禾烙佤’(一种面、油、奶、糖的制品),请有厨艺、可靠的印俘进伙房教授制作方法,甚至建立起每小队每周派两人轮值帮厨的制度。他们的参与取得了极佳的效果。‘自己事,自己做’不但丰富了生活,更使他们感受到了一种‘生活主人翁’的尊严。一改初始时大量扔弃中方特为他们制作的油饼、馒头等食品的浪费现象。中方的小队长、中队长定时在早点名时,在印俘队列前面征求意见,并作相应的改进。例如修正作息时间,冬季可适当推迟起床时间。中方小队长夜查帐篷时,为他们添煤加火,提高取暖温度,为他们盖被子,和他们一起编扫把,打扫卫生。平等亲切的关怀,密切了相互的关系,消除了他们心目中的中方管理人员该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的形象。真诚平等地对待他们,即使语言不通、交流困难,中方管教人员与印俘之间也能较快地结下友谊,交成了朋友,消除了他们隐藏在心中恐惧、猜疑的抵触情绪,有的甚至还视中方人员为父母兄弟。遣送他们回国时,那种依依不舍、泪流满面的场景令人感动,至今仍历历在目。

印俘亲身感受到,中国人的行为不是故意做给他们看的。他们亲自目睹了中国军人之间的官兵一致、平等民主的作风,身教胜于言教,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印军中的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长官权威不容置疑,甚至士兵间也存在种姓的差别,理发员、勤杂工地位低下。例如战俘营建立之初,要求大家一起修建厕所,印俘有较强的心理抵触,认为该由他们中的勤杂工来完成。中方一面下指令,一面动员,尤其中方队长们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劳动,终于完成了栽木桩、围席棚、挖沙坑的劳动,初步扭转了他们一些落后的传统观念。

一般地说成为俘虏的初期,总会有心虚、怯懦的心理反应,其后便是焦虑他们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再后则产生强烈的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问题。帮助他们闯过这道心理难关,是战俘营的一个重要课题。讲大道理的正面教育,安排好吃、睡等生活方面的问题固然重要,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不可忽视。为此成立了俱乐部,由表现好、有威信、积极热情的普乐达布任副职,接受中方正职的指导,开展文艺、体育、出墙报、搞评比等方面的活动。战俘营在五个多月的时间内开展了多种球类比赛,组织过三次运动会,举办过游艺会(打扑克、下棋、玩游戏之类),搞演出活动,由印俘们自编、自导、自演。还为他们放映过《流浪者》、《两亩地》等多部印度电影(需我为他们做画龙点睛地翻译),及经典的中国文艺片《白毛女》等,引发了他们强烈的共鸣。在他们重大传统节日时,要事先了解节日的意义、活动方式、所需物品等,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节日当天,宣布不出操、不派公差,鼓励吃好、玩好。受到他们的约请时,中方人员便和他们一起同欢共乐。新年元旦时,送贺卡、演节目,为他们办了个热热闹闹的联欢会。此外,中国红十字会还不失时机地出面给每人送一份大礼包,答应帮他们转递家信,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印俘久久渴望、埋藏在心底的宿愿。通过以上的活动安排,一般印俘怎能不受到感动?!甚至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印俘军官组的‘长官’们也耐不住寂寞,参加了某些活动,露出了少见的笑容。当然,战俘营并非是休养所,这里必须是有原则,有纪律,有要求的,而不是对出现的问题一味地姑息、迁就。通过队前点名,分队之间的竞赛评比,奖优批劣,自然树立起了良好风气。下面我根据当时与两名印俘的谈话纪录,及一名回国前的印俘留给我个人的字条的文字,翻译出来奉献给读者,以资对五十年前战俘营生活的一种怀念。

普乐达布:我很高兴在这里生活了五个月,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感谢中国政府。我们回国后永远也不能中断我们彼此间的友谊,要永远兄弟相处,任何人都破坏不了我们的友谊。希望彼此学习相互的优点,并付诸于实际。祝愿中印友谊永存。

巴登来旺:从我们被捕到现在已经五个月了。在这五个月中,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待遇是极好的,像父母一样地对待我们,为使我们生活得愉快,准备了各种球类活动。中印人民是兄弟。

普乐达布返印前夕,托人转交给我的字条(当时我在莎车野战医院工作)。

我亲爱的张国柱(我在前线时的曾用名——本人注):

我即将返回印度了。我曾企盼和您见一面之后再走,然而,不能见到您了。也罢,没关系。我心中将永远保留对您的怀念。我留下自己的友情,带着您的友谊回去。

您亲爱的普乐达布

地址:北方邦,阿勒穆拉地区夏姆-厦摩,邮箱,厦摩,普乐达布·辛格。

我始终珍藏着这仅写有寥寥数行文字的小纸片。

普沙战俘营翻译队有足够的人手,上级决定派我去莎车野战医院做伤病俘的工作。

医院设在东、西走向街道的南侧,大门坐南朝北,有三进院落的深宅大院内,向南最里面的院子是中国伤员的病房,中间院落是手术室、药房及仓库、伙房,侧面的跨院是医院员工的宿舍区,靠北的第一层院落是院部、医务室等机关单位,第一道和第二道院落之间,由一排高大房屋相隔,其中一间宽大的房屋则是印俘伤员的病房。病房约二、三十平米,向阳面是宽大的玻璃窗,阳光射入,病房温暖又明亮。靠北墙是用床头柜相隔、竖排着的病床。印象中墙壁是褚红而非白色。院内生长着许多花草树木。

病床上躺卧着印军伤俘。我下意识地寻找在加勒万战役中,从大雪山下来的那个冻得身体僵硬的印俘,未见到他的身影。估计他早已在山上的某处安息了。我只能默默地为他和他的家人表示惋惜。病房内虽有二十来个重症伤俘,却显得较为安静,没有大哭大叫的喧闹声,体现了医生、病员之间的相互体谅,融洽的关系。印俘伤员由衷地感谢中国军医为挽救他们生命做的所有付出。他们出身于劳苦大众,有印度人民纯厚、朴实、重情谊的优良品德。一名叫高普兰的伤员执意要把自己仅有的一支钢笔送给中方工作人员,双方推来让去,直到伤员眼里噙着泪水不断地坚持,中方人员不忍进一步伤害对方,经过请示,方才作为纪念品收下。更有的伤员自己没有可以表示感谢的物品可送,便执意要把中国红十字会送给他们的慰问礼包拿出相送。当然被婉言谢绝,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他们逗留中国期间最为珍贵的纪念品。我收到过他们共同凑齐的一套印度卢比硬币,后来被我转送给医院医务处的白主任了,借此与后方人员共享胜利的喜悦。

这里大都是重伤员,枪伤后经过酷冻,机体组织多已坏死,必须尽快做截肢手术,一旦发展成炭疽病,后果将更为不堪设想。一位尼泊尔籍伤俘做了双腿齐根部的切除术。只留下一截上半身。看得出这位黄种人长相的伤员原来是个健硕、敦实的小伙子。如今战争使他变成了“半截人”。想到痊愈后,没有支撑点,怎能坐稳?残废,彻底的残废!他将如何面对家人,面对生活,面对未来。然而,他没有眼泪,没有哀怨,面部表情是麻木的,超脱了机体和精神的所有痛苦,似乎只听凭命运的安排。

一天,有个印度本土出生的伤俘突然死亡。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晚饭后半个多小时,那名伤俘突感胸口不适,未及抢救便告不治。为解除大家的疑虑,做了尸检,结果是血栓栓塞心脏所致。原来死者双腿自足底向上三十公分处的组织彻底坏死,医生为最大程度地减轻他未来的生活压力,决定边消炎边等待坏死组织的临界线清晰后再行手术,尽可能多地保留尚存有生机的部分。正当坏死肌体临界处炎症基本得到控制,其双足外观看上去极像穿着一双黑色干瘪的高筒靴,可以进行手术之际,不料脱落的残渣形成血栓,通过血液循环栓塞了心脏,导致突然死亡。伤俘听我解释后,大家非常理解,没有产生任何波动。一次,多数伤俘反映他们发现在自己的尿液中伴有白色物质一起流出,误认为流出的是精液,引起了一阵恐慌。军医说那是服药后的正常现象,根本无须紧张,从而消除了他们的恐惧心理。

1963年5月9日印俘启程返印回国。他们日夜企盼回家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而那些葬身于昆仑的印军士兵家属只能在梦中与亲人的灵魂相会了。

廓尔喀弯刀比印度武器更有收藏价值

1962年10月短暂的中印边界战争即将迎来它的50周年忌日了。这场战争以印军的全面溃败而告终。但仍留下一些问题值得人们深思。现提出一点个人看法,以期为亚洲两个相邻巨人的和睦相处,略尽绵薄之力。两国的和睦相处,对世界的和平稳定有着深重的意义。

一、就边界争端问题,中印两国政府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尼赫鲁政府当局自恃为‘不结盟’国家的倡导者,是两大阵营竞相争取的对象。秉承英国殖民者留下的一笔‘财富’,在与中国的争执中,得到以英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支持,自在情理之中。自认为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国际事务中支持过中国,中国理应知恩图报,与印度之间该不会发生武装冲突,何况西藏的达赖又及时地送来一手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好牌。中苏关系的破裂,可借用苏联的力量来牵制中国。中国连年灾害,国力衰弱,加之台海局势紧张,无暇他顾,不可能以武力应对印度的‘前进政策’。在这种片面认识下,尼赫鲁政府当局在边界问题上制定了对中国进攻性的‘强硬’政策(可查阅当年官方和民间的大量报道)。客观地说,印度当局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忽略了当下中国人骨子里积蓄的是对近百年来屈辱历史的雪耻、自强的精神本质。毛泽东建国后,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对百多年来腐败的满清政府屈辱的历史深恶痛绝。绝不容许各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况再度重演,彻底宣告丧权辱国的时代一去不再复返,中国人绝不容许国家、民族的尊严再次受到玷污。这不是本人谬夸的花样文章,而是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国家人民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怎样的血液。不错,中国的确是处在极大的困难之中,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和一个安定的环境来恢复国力。中国的周恩来确实是念及印度尼赫鲁的友善和支持,愿与印度保持友好关系。但是,他有自己原则的底线,那就是不以国耻来交换和平及友谊。遗憾的是尼赫鲁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二、中印两国军队的比较。受尼赫鲁当局前进政策的误导,印军高层一味盲目地执行前进政策,派军深入中方控制区,尽可能地向前增兵设卡,甚至截断中方运送物资的交通供给线,毫不顾忌双方军队近距离接触,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性,没有对中国军方一旦有所反应时,制定出全面细致的后续计划。令人费解的是印军高层竟把可能发生的危险局面当作儿戏。特别在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前线军队动作之大,后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战争的动员及政府行为,目标指向已基本无秘密可言,竟没有引起印方战争临近的警觉,麻木不仁到难以令人置信的程度!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尼赫鲁打了保票:你们只管前进,中国人绝无可能动用武力反击。然而,印军的指挥机关能就此脱开干系么?不计后果,无应急预案,没有任何后续计划。像只鸵鸟,只顾把头埋进沙子里一个劲地往前拱。难道印度人民就是要请你们这样的一群白痴来当官做老爷的么?与此相反,毛泽东一声令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内到军外立即动员起来,在经济极端困难中,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前线的需要,小到晶体管收音机、笨重的录音机,大至党、政、军各部克尽职守,兢兢业业地投入到同一个目标中去。军内司、政、后工作效率之高令人咂舌,作战部拟定了详尽的作战计划,政治部在部队中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及各项政治工作,后勤部则供给高山一切特需装备,全国上下像一部精密仪器,迅速有序地运转着。两国军事人员素质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中方高级将领多经过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的考验,营、团级指挥官也多受到过朝鲜战争的锤炼,训练有素的士兵则在北方贫寒地区长大,较容易适应高山环境的生活。两军的武器装备相比,差距更大,仅从士兵手中的武器看,战后我搜集到一发印军使用过的有半个手掌长的子弹,那是一粒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造单击长枪使用的子弹。中国军队使用的是统一型号的子弹,通用于自动、半自动步枪和轻机枪。相比之下,廓尔喀兵的弯刀反而更具有收藏价值。

三、从战争学角度分析,战争的重要原则是知己知彼,不打无准备之仗。一方是准备不足,不计后果,盲目的军事行动;另一方是运筹帷幄,有备而来,战争的胜负,其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1962年10月20日凌晨,中印边界全线在同一时间点上战争爆发,起爆者自然是中方。两国之间有一个或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一只以老虎师傅自居的小猫,在一头昏昏欲睡的老虎的表兄狮子面前跃跃欲试,跳来蹦去,定要和狮子比武,胜者为王。而狮子只想求得片刻休息,恢复精神和体力,猫咪却不依不饶,登上狮子头顶抓鼻挠眼,坚持要比出高低,甚至用两只后爪塞进狮子的鼻孔,以求一战。狮子为了呼吸,不得不用前爪将小猫驱走??。尼赫鲁和毛泽东的哲学信仰、政治理念不同,决定了两国在国际环境中持有各自立场。尼赫鲁秉承圣雄甘地的光环,在独立后的印度人民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和人气。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为本民族谋利益本无可厚非,但是他所承袭的是大英帝国从中国版图掠走的‘殖民成果’,其立足点从开始便值得探究。更何况他未能真正承袭圣雄甘地‘阿恨飒(非暴力)’的真谛,一味利用东西方冷战对立的局势,以民主、中立、不结盟的身份自居,陶醉于两大阵营均为争取中间地带向其示好的昏昏然之中,忘乎所以,为所欲为。最终不是给本民族谋来利益,而是带来了灾祸。最后,再说一遍,印度的情资部门形同虚设,他们根本不明白‘知己知彼’的法则,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毛泽东的中国打这场战争的宗旨和目的是明确的:打准、打恨,遏制印度的前进政策,最终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上来;通过战争的胜利,大震军威、国威,使国内外的反华势力不至再采取冒险的轻举妄动行为,以使国家获得喘息、恢复国力的时间。正因如此,中国军队在战事发展顺利的局面下,果断地停止了继续追击、扩大战果的军事行动,主动把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之后,礼仪地遣返印俘,归还战场上缴获的印军各种武器。在战略、战术上尼赫鲁与毛泽东相比,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总之,1962年发生的这场有限的边界战争,真实地反映了中印两国的不同态度和立场。明眼人可以看出这次战争是由印度引发,其结果当是印度咎由自取。

在中印边界战争即将迎来它的五十周年之际,印度人民及国际上一些学者依然在关注着这场战争的始末,探讨引发战争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印中两国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人们关心着解决边界问题的前景,及两国未来关系的走向。据2010年4月20日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国大党议员马尼士o特瓦里要求政府公布有关这次战争的“亨德森o布鲁克斯报告”。2010年4月19日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答称,这份报告是最高机密文件,“内容极其敏感”,拒绝公开。印度《电讯报》在其“1962年仍被遮掩令人惋惜”的文章中报道。曾为英国记者的内维尔o马克斯韦尔称:印度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是挑起与中国边界冲突的主要原因,应该为此负责。马氏的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因为他已获知了该‘报告’的内容。是时候了,印度应该对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进行一次全面、仔细、诚实的总结,给印度人民一个负责的交代!

在战争发生至今相隔近五十年的今天,令人欣喜地看到,印度政府现任领导人多次作出了愿与中国增进友好关系的表态。印度当局应该认识到,随着西藏地区的日益繁荣、发展,尽管达赖和他的少数追随者仍在国际上相当活跃,但是,有句古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达赖老矣,中国的强大,西藏的繁荣,流亡国外的他们,已是‘强弩之末’,其前途,未来之路只能是越走越窄。不回归祖国,最终也只能流落异国他乡,沦为少数族群而销声匿迹。印度应早日认清‘达赖’不是一手好牌,而是一具‘病入膏肓’的包袱。甩掉包袱,与中国携手共同努力,双方以大局为重,真诚合理地解决边界纠纷,两国之间重现出光明的未来,使两国自古以来的友谊得以继承和发展下去,这才是印度应有的国策。

愿‘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号世代相传,两个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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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

杨致芳

中印战争亲历老兵
《人民画报》印地文翻译

1962年4月底被调往新疆军区联络部,6月中旬,作为军区工作组的一名成员,奔赴昆仑山中印边界前沿进行考察。主要工作在中印边界西段:空喀山口、天文点、加勒万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