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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被错批为“反党”集团首脑

2012年06月11日 18:14
来源:石油大学学报 作者:王格芳 仝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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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毛泽东却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彭德怀是向他和党中央领导“下战书”,是反对“大跃进”和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性质。因此,在7月23日召开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号召批判彭德怀、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讲话。由于个人崇拜的发展,由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毛泽东讲话后,与会人员“一呼百应”,形成了一边倒的批彭局面。

本文摘自《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年01期,作者:王格芳 仝祥顺,原题:析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

1959年夏天召开的庐山会议,是我们党在纠正“大跃进”“左”倾错误过程中的一次重大曲折。这次会议从开始纠“左”到后来反右,来了个180度的转折,使原来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庐山会议转向,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是庐山会议转向的根本原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晚年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实践。但这场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踵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泛滥成灾,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迫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头脑冷静下来,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党对错误的性质、程度、范围认识得远远不够。认为“1958年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说的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把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看作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而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没有任何怀疑,不认识也不承认指导思想上有什么失误。”这不仅使实际工作中的纠“左”不可能彻底,而且纠正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的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三面红旗”。因此,从全局来说,党的指导思想依然深陷在“左”的窠臼中。仍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成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和独特创造,是不能动摇和不容怀疑的。

庐山会议初期开“神仙会”,是迫于形势,准备继续纠正一下“左”,但对纠正错误的进展估计过高,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只需要扫尾措施,不象4个月前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那样,需要大动干戈”。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和形势概括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由此可见,毛主席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总之,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根本立场是赞成的、拥护的。因此,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用“言词偏激”,就是稍有微词,也就成了“对立面”,成了“右”倾了。彭德怀要从指导思想上、从根本上纠“左”。他虽然没有明确否定“三面红旗”,还正面肯定了“三面红旗”,但实际上动摇了“三面红旗”。他认为总路线本身还要发展完善,人民公社办早了,“大跃进”的速度太快了,这势必同党的“左”的指导思想发生冲突,必然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这就是庐山会议由纠“左”到反右的根本原因。

二、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是庐山会议转向的重要原因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认为有些问题必须解决,同时他也认为“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但是由于没有机会与毛主席面谈,时间又很紧张,所以7月14日他“仓促写成”一封信“供主席参考”。彭德怀的信以及他在西北小组的几次发言,切中了时弊和要害,客观地反映了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对真理高度负责的精神。彭德怀的信,内容是正确的,写信的程序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因此,得到了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很多同志的赞成和支持。但是,毛泽东却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彭德怀是向他和党中央领导“下战书”,是反对“大跃进”和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性质。因此,在7月23日召开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号召批判彭德怀、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讲话。由于个人崇拜的发展,由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毛泽东讲话后,与会人员“一呼百应”,形成了一边倒的批彭局面。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民主就听不到真话,即使听到了真话也会把它当成坏话;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全局性的错误。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庐山会议 彭德怀 反党 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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