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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鸣啸:毛泽东时代钱不平等不重要 重要的是权不平等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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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不平等不是在钱的问题上,而是在权的问题上。有些人没有权,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问:你当时是大学生了吗?参加后做了什么?

答:当时我是大学生,二年级,学哲学的。5月10号之后,索邦大学关门了。一些人开始用一些铁的东西,把石头路上的石头挖出来,当作路障。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反对,我觉得我们是应该非暴力的。可是那个时候非暴力是不行的,警察冲来了,在那种情况下你就要选择是不是扔石头了。而且那天警察用催泪弹,比较厉害,有人把车烧掉了,那个晚上我一辈子都记得的。当然比起中国那么多事情还是不算厉害,可是在法国还是算得上一种风暴嘛。从那以后我就天天参加,我跟当时我的女朋友我们去参加占领当时一个国家比较有名的剧院。我们要占领一些法国的大学、文化机构什么的。

问:占领以后怎么办呢?

答:法国政府还好,如果他们完全跟我们抵抗的话,那就会有死人的事。还好,他们只是砸那个门。因为是法国国家的剧院,有那个法国国旗的,我就让我女朋友站在我肩上,我们把法国国旗拿下来,把蓝和白撕掉,只留下红的。你看我有多么“红”!以后我们在里面,整天开会,讨论,我们要跟工人阶级结合什么的,算是占领区吧。有些人就到大工厂去做宣传,雷诺汽车厂什么的,后来整个法国都罢工了,13号有一个非常大的示威。是一百万人参加,非常伟大。本来那些非常大的工会,法共,都不太赞成我们这么做,后来他们觉得因为有这种力量,从下面的力量,就一定要参加,不然他们就要被抛弃,然后他们就参加了。很快,就没有石油了,没有车了,我就骑自行车,那时我们很开心的,觉得巴黎已经是解放区了,没有警察。警察不敢出面的。

问:“革命”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答:革命就是把戴高乐赶走。一旦把他赶走,然后搞一些苏维埃,搞一些真正的民主、直接民主,我们也是对那个巴黎公社很感兴趣。后来和中国红卫兵谈,我们都有共同的目的。要搞一个巴黎公社,而我们就在巴黎。

政治上不成功,但在社会方面变化非常大

问:结果是怎么收场的?

答:后来戴高乐就失踪了,他坐直升机到了德国,得到了军队的支持。他马上说把议会解散了,然后在全国选举,可是他说他本人不会退。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很多人说选举就是骗人,但我们没法把整个百姓的思想都统一起来,很多农村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结果选举的时候还是大部分人选了戴高乐。我们就觉得完蛋了,还好我们没有像德国、意大利那样搞了很多恐怖主义的活动。后来我就离开了,去香港了,有一些人就继续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还有一些毛派,他们完全是放弃了学习,去工厂,农村工作。

问:算是失败吗?

答:还好,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完全失败,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大的变化,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上,变化非常大。

问:什么样的变化?

答:比如教育。我也参加了与教育部长的谈判,说我们不要考试什么的。教育制度改了很多,特别是大学,活跃了很多,大学课程、科目也有许多选择。一二年级不用考试,老师给你做一个评价就好。还有,男女关系,事实上1968年开始的时候是男女关系的问题,不是政治上的问题。当时有男女宿舍,男生不准许进女生宿舍,我们就觉得不能接受,接着就有闹事的,男生占领了女生宿舍。我们不但要政治解放还要性解放。

问:这个当然很有名。还有呢?

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妇女堕胎,那个时候是非法的。我一个好朋友的妻子怀孕了,因为保守的天主教的力量,就不可以堕胎,他们只能去找一个非法的医生,很痛苦的。这在1974年之后就完全改了。还有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从那之后,就松了,自由了。所以我觉得1968年影响很大,对法国来说,打开了一些局面,在社会方面。

因为这个,我反省

问:考虑过你们为什么失败吗?

答:我们没有完全失败,只是在政治上失败了。我们只能失败,因为我们的理想是马克思主义,当时已经过时了。我不是说马克思的东西完全都过时了。只是现在看来,他的主义过时了。比如他说的阶级,阶级斗争。当然,阶级斗争是存在的东西,但你要以为阶级斗争是历史上唯一起决定作用的东西,那你就是疯子。在这方面,我们也成熟了。后来我们也反省了。觉得这种斯大林制度是不行的,是没得救了,还是宁愿有戴高乐也不愿意有斯大林。后来看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们知道了这个制度那么恶劣,觉得这个路是不能走的,要找另一条路,虽然我们不要右派的路,但左派的路我们是要自由的。所以后来就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多人,就往民主社会主义上发展了。

问:您本人呢?

答:1979年2月我到北京。我天天去看民主墙,后来就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感兴趣了。我觉得反正是同一代,他们是当过知青的,现在就当民主运动的分子了。我觉得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开始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后来就离心了,完全开始追寻民主法制,民主法制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和这一代人同路,完全平行,跟这一代有很多共同语言。你看现在我不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我觉得中国的知青也是这样的,从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变得面对现实。我现在的要求不是那么大,我知道理想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可是至少有一些进步。

问:无论如何,民主法制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现实的框架,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需要追寻、有待实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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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潘鸣啸 毛泽东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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