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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身份社会的形成及其影响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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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身份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各种身份所享有的差别性权利和义务都是国家的种种制度预先给定的,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利。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2期,作者:王爱云,原题:《试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身份社会的形成及其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民在政治上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同时,逐渐拥有了各种身份:先是全国人民都划定了阶级成分,拥有了家庭出身;然后拥有了自己的户籍身份---农业户口抑或非农业户口;在城市中的工作人员,根据档案编制则分为干部与工人两大系列;在干部系列中,有了职务等级之分;在工人系列中,又根据企业性质不同而分为全民所有制职工和集体所有制职工。在这些身份系列中,有的是人一生下来就具有的先赋性身份,如政治身份、户籍身份;有的虽是后天形成,但一经确定就很难改变,如档案编制身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形形色色的身份基本决定人一生的命运。因为身份不同,所享有的权益、待遇、机会均不同。

有学者指出,“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他先天和后天所具有的身份,这种社会就可以称为身份社会”。身份社会的概念最早源于19世纪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的论断,他在分析西方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法制社会转变时指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就是“契约”,“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对于这种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予以认可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指出:“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在于从身分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其正确之处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关系极为发达的社会,它与梅因所论的身份社会基本一致,都是一种基于血缘宗族关系之上的身份社会。个人属于家庭,血缘关系是连接家族与社会的基本纽带,身份等级是形成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基于血缘宗族关系之上的伦理身份被打碎,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商品经济被抑制,中国社会并没有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化。相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身份,在国家制度的支持下得以充分发展,成为组织更严密、覆盖面更广的新的身份传统。与传统社会不同,这种体制下个人不是依附于家族,而是依附于整个国家。不同身份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各种身份所享有的差别性权利和义务都是国家的种种制度预先给定的,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利。这种社会状态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启才逐渐得以改变。

近年来,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浓厚的身份社会面貌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有的学者对当时身份系列作了较细致的划分,有的学者论述了中国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变,但是这种身份社会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尚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其实在身份社会的形成中,各种身份对身份社会的形成和界定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有学者指出,“身份,是指生而有之的可以成为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依据”,也就是说,对身份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具有先赋性、世袭性特征的身份,这样,由划分阶级而形成的政治身份、户籍制度造就的城乡二元身份都具有先赋性和代际承继特征,从而成为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身份社会的根基;而人事制度造就的干部、工人身份及其内部分层,是后天形成的终身性身份,它们深化了身份社会的构成。以此为出发点,笔者拟以时间为序,从历史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后身份社会的形成作出梳理,并就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作出初步剖析。

一、1949-1956:身份社会面貌初显端倪

1949年至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对身份社会形成具有决定作用的政治身份、户籍城乡二元身份尚未正式确立,但是已经具备了相关的制度基础。

(一)经济分层意义上的阶级划分

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审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正确划分各阶级,以团结最广大的农民及其他革命分子,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即着手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展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设工作,但是这时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因此划分阶级就成为当时诸多政治运动中首要的基础的工作。

在农村,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据此,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在新解放区有步骤地进行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改运动中,首先就是发动群众,划分阶级,然后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财产,最后是进行复查和动员生产。

划分阶级,既是土改中变更地权的理由,也是确立新政权在乡村中合法性的基础,因此是“土改真正的大事”。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强调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划分农村中的阶级成分,是一件复杂而又极其重要的工作,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决定认真地加以处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则专门制定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草案)》,作为划分阶级的指导文件于1950年8月20日、1951年3月7日分别予以公布。这两个文件不仅对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雇农在内)五大基本阶级成分的内涵和区分作出规定,而且对富裕中农、反动富农、破产地主、贫民、知识分子、游民、宗教职业者、小土地出租者、畜牧业者、农村工商业家、渔民、国民党政府的各级负责官吏、革命军人、小手工业者、手工业资本家、手工工人、自由职业者、小商和小贩、商业资本家或商人、开明士绅、恶霸等的阶级成分,也作出了详细界定。也就是说,文件不仅规定了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而且对城市阶级划分也作了明确界定。此外,该决定还指出:“凡年在十八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及在学校中读书的青年学生”,“一般不应划其阶级成分,只划分其家庭出身”。

以上述两个文件为指导,全国各地农村都进行了划分阶级的工作。1952年底,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农村人口都有了自己的阶级成分以及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的划分颠覆了农民旧的身份系统并建构了一套新型身份系统,自此,“‘阶级’、‘农民’、‘地主’、‘贫农’、‘出身’、‘家庭成分’、‘群众’等都是新象征语言的一部分”。

在城市中,虽然没有像农村那样专门开展划分阶级的运动,但是历经镇压反革命、城市民主改革等运动,城市中也参照上述两个文件所制定的标准,对在业人员的阶级成分作了基本界定。如1949年至1953年,“配合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在城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对所有人进行‘阶级摸底’,重点对旧人员进行细致的调查(家庭出身,1949年以前的职业、经历)”。从1954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城市中的私营工商业进行定价赎买(称为公私合营),每年付给业主一定的定息,然后将领取定息的人的阶级成分定为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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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身份社会 身份制 权利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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