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话语中,毛泽东时代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意味着收入分配平等,没有明显贫富差距的世界。在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拿着虽然微薄但彼此差不多的工资,领着国家分配的日常消费品票证,过着虽然物资匮乏但权利平等的生活。但在玫瑰色的憧憬之下,我们却会发现,在户籍二元制度下,依照干部、职工和农民的身份区别和同身份中不同的等级,其收入和权利分配其实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与差距并存的,是民众被固定在自己的身份上,没有自己选择和改变自己身份和收入的权利和可能。这种收入分配的制度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逐步淡化,并对今天的中国仍旧产生着相当的影响。 【网友评论】

 
 

部分人怀念中收入平等的毛泽东时代:贫富差距很小 家境很少有好有坏

还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每当过节的时候,亲戚们聚在一起吃饭,(那个时候,大家的公资都差不多,)大人们在桌上吃饭,我们小孩子们在桌下玩耍,很开心,那段和谐的,其乐融融的时光真的很令我难忘。随着我的长大,亲戚们之间的吃穿渐渐的就有好有坏了,三姨家装修得金壁辉煌,他们可以每餐到饭馆去吃,而我们家依旧贫穷。这几年之间,亲属之间的贫富之差就有这么明显,我这个出生在80年代的,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难道就感受不到在改革开放的这些年来,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在拉大吗?然而,据我所知,这种现象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少有的。【详细】

 

干部职工间收入有相当差距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越来越大

1955年至1956年的工资改革,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工人的等级分配制度:8级工人最高工资水平,相当于18级干部的工资。而干部内部的工资差别也很大,干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约为28∶1。工人内部分层的差别相对小一些,内部还是存在分层,1952年至1978年,国有企业工人年平均工资比集体企业工人高150元,1964年差距高达303元。 【详细】
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所处的境遇、所享受的权利有着巨大差别。就青少年来说,城乡所享有的受教育权利也有着极大差别。再如,城乡人民在就业方面的机遇不同。农村劳动力基本被排斥在城市就业大门之外。【详细】
1957-1978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非常明显。1957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222元,乡村居民消费水平为82元。到1978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额分别增加到405元和138元。城市消费水平增长幅度大于农村。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平均消费额相差从1957年140元增加到1978年的267元。【详细】
 
城乡隔离和城乡不平等
 

农村与城市的区隔

二元户籍制度对人口乡城流动产生限制作用的前提是,中国城市比农村具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更优的福利待遇,甚至更好地发展前途。二元户籍制度对人口乡城流动的限制,对城乡间不平等状况起着维持甚至强化的作用。【详细】

 

调查

  • 1.你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收入分配平等吗?(此问必选)
  • 2.你认为哪种收入分配制度更合理?(此问必选)
  • 3.你认为毛泽东时期的收入分配政策成功吗?(此问必选)
 
 

毛泽东时代干部收入差距就已超过2005年全国居民收入差距

1955年8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这样,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9.18倍。城乡间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为27倍。(可以)拿这两个数字来比较前面我所举的毛时代光是党政干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毛时代近亿城市居民的种种劳保福利和铁饭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对大量乡村资源无偿占有的基础上、以5亿多农民的普遍贫困换来的。【详细】

 
 

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各行各业分几十个等级分等领取不同工资

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这项工资制共分为30级,最高560元,最低19元,高低相差别31.1倍。除工资之外还有地区津贴。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可以互相换算,如文艺1级相当于行政8级;高教8级相当于行政17级等。与此同时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工资区类别越高,工资标准越高。规定以1类地区为基准,每高1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北京属6类地区、上海属8类地区、西宁属11类地区。 【详细】

 
人民公社的农民分配口粮:
分配少量按工分计算的现金

人民公社时期社员的个人收入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实物和现金。实物分配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粮食,是由高级社以来所形成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所决定的。社员除了劳动报酬,几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要满足社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只有对粮食进行平均分配。公社收入的价值形态是通过工分制加以体现的。对参加劳动的社员进行评定,并以“底分”作为年终折算工数的参考依据。以工数乘以工分值就是社员每年的现金收入,其中包含按人口数量分配的基本口粮折价。【详细】

国家提供工资外收入分配:
城镇居民大量福利农村没有

城乡不同身份所享有的福利保障是不同的。在城市,职工享有各种劳保待遇,主要包括职工病伤后的公费医疗、公费休养与疗养、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女职工的产假及独子保健、职工伤残后的救济金以及职工死后的丧葬、抚恤等;城市居民还享有名目繁多的各种补贴,就业人口还可享有单位近乎无偿提供的住房。总之,城市居民享受着由国家、单位“包下来”的“高福利”。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人口非但享受不到这一切福利,还一直背负着沉重的身份性支出---农业负担。【详细】

干部在工资外的等级待遇:
分配住房小车等待遇和享受

有关各级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问题,自然都是严格地按照等级来划分的。比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如此等等。【详细】

 
 

潘鸣啸:毛泽东时代钱的不平等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权利的不平等

当时的不平等不体现在工资的问题。那个时候你有权力什么都有。如果你是一个“黑五类”的孩子,和一个高干子弟、军官的子弟之间,差距那么大,你还可以说是平等吗?在中国这个地方,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年代,你去买东西、住房子甚至都不需要花钱。钱在这个社会根本不重要,权才是最重要的。你不懂这个就不能了解中国。我现在也看到中国有些人把毛泽东时代理想化、美化。这是因为中国现在这个问题两极分化严重,有人要往后看,说过去多么好。但那个时代的不平等不是在钱的问题上,而是在权的问题上。有些人没有权,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事实上,知识青年也是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那么你就一点活路都没有。你就根本不知道到死你是不是能回城。 【详细】

 
建国后工资制度的建立及沿革
 

分配制度走过从供给制到工资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并存的两种制度。刚进城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一般享受供给制,而旧有人员,包括工人、店员、技术人员、教师、职员等,则享受工资制,全国工资等级没有统一体系,并行的工资标准多达数百种。
    供给制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分配制度,建国后延用至1952年。供给制主要分几部分:1。伙食,按职务分为大、中、小灶;2。生活用品,由公家发给,除级别很高的干部外,基本平等;3。津贴费,极少量。【详细】

实行到1952年的供给制  

当时部队师以上干部为小灶,团营为中灶,连以下为大灶;地方上则较复杂,且各地区有差别,大体是:县以上干部和重伤员为小灶,科、区级干部及轻伤员、产妇等为中灶;一般干部和勤杂人员为大灶。伙食费分为粮食、副食、燃料三项;大灶一般每人每日供应油0.02斤、盐0.0125斤、肉0.04斤、菜1斤、煤1.25斤或木柴2斤;中灶按大灶的2.5倍计算,小灶按大灶的3。7倍计算。【详细】

50年代全面改为工资制  

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从此结束了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在的局面。全部实行工资制以后,工作人员及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均由个人负担,住房、家用公家家具、水电费及子女入托等一律要征租缴费。这项工资制共分为30级,最高560元,最低19元,高低相差别31.1倍,是建国以来工资档次拉开最大的一次。除工资之外还在地区津贴。【详细】

1956年为缩小工资差距改革  

1956年,为了缩小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党中央、国务院进行了第一次工资改革。从1957年1月至1960年10月,先后三次降低了领导干部的工资。重点降低17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工资,级别越高降低幅度越大,调整后的工资差距开始缩小。1960年的工资标准一直延续到1985年,这期间,干部的工资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可谓是25年一贯制。 【详细】

 
 

消费品票证制度下票证的分配也导致收入不公分配差距大

形成了“票证社会”中种种的“制度性不公正”现象。同是在计划票证制度之下享受国家计划供应保障的城里人,其待遇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所能得到的计划票证的种类与数量与其行政级别、职称高低密切相关。一般分为干部和普通工人,单位组织本身的行政化特征使得干部还有着复杂行政等级级别,工人也有着不同的职称级别,分别对应不同级别的票证,这使得计划票证制度带有了等级制色彩。而即使是干部,也因不同的行政级别而享受不同的待遇,在计划票证的种类和数量上也是不同的,级别越高,票证的种类和数量也就越多,反之则越少;而且更高级别的干部还可以得到一般干部无法得到的特别的比如关于进口奢侈消费品、特供物品等的计划票证,这种不同级别的待遇也强化了计划票证分配制度的等级制色彩。【详细】

 
票证制度是收入再分配:
基于国家对资源的垄断控制

与“再分配”密切联系的是国家对资源的垄断与控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依靠买卖双方通过市场中介环节来实现资源的配置过程不同,它是由各级行政机关按照计划机构制定的各种指令性经济计划,依靠纵向的行政化的分配体制,自上而下地来实现对资源进行配置。消费品资源的分配方面的计划供应的方式将消费品供应的对象直接指向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消费品资源的严格分配,并将人们的基本消费也纳入到了国家经济计划的一体化控制之中。【详细】

票证制度的作用:
控制了民众基本消费权利

“计划经济物资不足,需要用票证来控制需求。”由于物资的短缺造成的供需严重不平衡,统购统销的政策对粮食、布料和食用等生活必需品进行了计划配置,各种生活必需品都必须要凭票购买。仅以1962年为例,上海凭票供应的商品从此前的8种增加到62种。包括粮票、糕点票、糖票、油票、布票、盐票、肥阜票、火柴票等等。北京的票证在1962年也达到了100种之多,凭票购物意味着持票者属于被管理的范围,属于城市居民,但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选择。【详细】

票证制度引隐性分配不公:
接近权力可拉关系走后门

计划票证所代表的资源的控制权和分配权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国家通过单位渠道来发放计划票证资源。计划票证的分配则掌握在单位领导的手中,于是发放给谁,在同等条件下谁可以享有这些计划票证,基本上取决于单位的领导件。人们为了获取紧缺的计划票证,就通过向单位领导者送礼行贿、攀亲戚等方式获取这些紧缺的计划票证;而领导者为了牟取自身的利益也开始利用手中的蜕变的权力来收取“租金”,于是就产生了“票证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现象。【详细】

 
 

城市居民按地域和等级接受国家发放的计划票证农民所得无几

与计划供应联系在一起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得中国社会分裂为“两个中国”——一个是“乡下人的中国”,一个是“城里人的中国”。“城里人的中国”可以得到国家的各种计划供应保障,享受着“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而“乡下人的中国”——“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八亿农民,还得不到政府发放的全部票证的中的大多数种票证。政府发放的粮、棉、布、油、蔬菜副食、煤炭染料、家居自行车(工业券)直到香烟、肥皂、火柴、针头线脑等等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资的票证,一是大中小城市有差别,二是各种不同职业不同工种的人有差别,最末一等总是农民!中国农民一直承受着“共产主义幸福天堂”下的全部痛苦,直到实行‘联产承包制”。【详细】

 
二元户籍制度与计划经济
 

传统二元户籍制度也是“票证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它与计划供应联系在一起,成为计划票证制度得以长期稳定运转的重要制度保障,并因此成为“票证社会”中与生存性利益直接关联的制度,(“票证社会”中资源短缺状况下的行政化分配使得户籍性质成为决定利益分配倾向性的重要制度。)也是催生“票证社会”的重要制度之一。【详细】

户籍制度诞生背景  

建国初期城乡人口的大量流动成为当时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现象。急剧增加的城市人口一方面满足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经济恢复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也给城市供应如粮食供应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是导致1953年粮食供少销多的危机的重要成因之一。而粮食供应危机则促成了作为解决危机的应急之策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而统购统销政策对农业剩余的制度化转移及其对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路线的重要制度支撑作用则使得统购统销制度化、长期化。【详细】

户籍制度作为解决方法  

由于粮食计划供应系统面临的压力,计划供应制度的实施经历了由最初的凭证供应到按户核实供应,再到后来更为严格的以人定量过程,计划供应制度一步步趋向严格;为了解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动给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带来的不断增加的压力,依靠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来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从而保障粮食计划供应的运行并实现粮食计划供应目标就成为当时不得不为之的政策选择,严格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体系应运而生。 【详细】

二元户籍制度完善化  

而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也进一步制度化和完善化,成为计划经济体制在户籍领域中的重要安排。1963年以后,公安部在人口统计中把是否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作为划分户口性质的标准,吃国家供应粮的户口即城镇居民称作“非农业户口”,而与之对应的农村居民则成为“农业户口”,标志着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凝固化。用农业来支持国家的工业建设,用农业的积累资金建立重工业体系。【详细】

 

收入分配的差别由身份决定:干部、职工和农民间差别巨大

在户口迁移上实行严格控制的城乡分割的户籍迁移制度,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进行管理并在就业、福利、教育等方面差别对待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最终完全确立。如果说政治身份、户籍身份是一种先天的世袭性身份,那么干部、工人二元档案身份则是一种后天形成的终身性身份。这两种身份之间也难于转变,工人身份一旦确立,是很难转入干部身份的,其难度并不亚于从农村户籍身份转变为城市户籍身份。干部、工人这两种身份的区分不仅是档案管理的一种方式,更意味着重大的物质利益差别,即干部与工人在工资、住房、医疗、退休等福利上均有很大的差异。【详细】

出身和职位决定资源

身份限制难以突破

由于当时社会资源的严重短缺和国家对这种资源的全面垄断。在资源由国家统一分配,而资源本身又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只能将受分配的对象分为三六九等,并以此确定资源配置的优先顺序。正因如此,身份与身份社会的形成,与当时国家实行的一些制度,如前所述的统购统销和粮油供应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工资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等密不可分,在很大程度上,身份社会的形成就是这些国家制度的产物。在身份社会中,以先赋因素来确认人的身份地位,当这种身份得到国家、制度的认可后,各身份群体就难以跨越界限。【详细】
政治身份一经确定即不易改变,影响所及及至子女,从而又衍生成为一种先赋的、不可逾越的身份---亦即“家庭出身”。户口是一种先赋性世袭身份,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一种终身身份。农民很难改变自己的户籍身份。干部、工人身份是由劳动人事、工资等制度造就并维护的,这种身份虽然不是身份社会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深化了我国身份社会的构成和整体面貌。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存在着各种身份的社会。这种身份社会不同于基于血缘宗族关系的伦理身份社会,它是计划经济体制产物,有学者将其称为计划身份社会。【详细】
 

身份制分配的结果:城乡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低下 解决温饱都是问题

从1949年解放后到1978年这段时间为计划经济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处于解决温饱问题的时期。在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约为59%,农村居民家庭约为68%,平均超过60%,而在1978年以前,中国恩格尔系数长期在60%左右高居不下。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这个时期的中国属于贫困国家,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时期的恩格尔系数说明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普遍低下,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很大,收入几乎用来购买食物。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普遍低下,人们往往把对生活必需品的追求都压到了最低限度。 【详细】

 
身份制社会的形成
 

身份确定权利

20世纪中叶,“伦理身份”被击溃,但取而代之的却不是“契约社会”,而是另一种组织更严密,覆盖面更广泛的“身份社会”——计划体制。计划体制的“身份”取决于国家权力科层的具体级别。
    于是,政府开始对私人经济进改造,通过“剥夺剥夺者”或通过赎买,政府确立了对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垄断所有制,并将财产权纳入政府的行政框架。【详细】

构建巨大的科层结构  

计划体制将整个社会构造成一个超大型的科层结构,在其顶端是权力中心,它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分布网,逐级控制数量递增的下属层次。计划经济的运行极端依赖正式的组织和权威,于是,政府将所有的人编入一个庞大的科层体系,并固定他们各自的位置和角色。【详细】

不同身份有不同权利  

有了各种各样的“计划身份”。例如城里人与乡下人、干部与群众、国营与私营、单位与个人。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而“公”身份享有特权,“私”身份却不被承认或受到歧视。各种“身份”所享有差别性的权利和义务都是预先给定的,个人没有选择权力。【详细】

政府要塑造“计划人”  

政府出于计划经济运行的需要,认为仅依赖权威和组织还不够,还不能在“主观”上根除契约观念。如没有“主观”上的“计划人”,仅依赖权威和命令来对经济和社会全面控制,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为了塑造“计划人”,政府确立了一种常规性的训导制度,无私、奉献、守纪和爱国等是向人们灌输的主要内容。 【详细】

 

身份分配制的基础:国家通过单位制和人民公社直接固定每个国民

在人民公社制度中,国家通过指令性生产计划,产品统购统销,严禁长途贩运和限制自由商业贸易,关闭农村要素市场,以及隔绝城乡人口流动,使自己实际上成为所有经济要素的最终支配者和收益者。人民公社对社员的组织参与具有比高级社更为严厉的“锁定”性质。尤其是人民公社组织与农村社区是重叠的,从而使这种“锁定”性极大化。单位制度的设计本身是为了强化对资源的控制,特别是对社会劳动力的控制。在单位制度中,国家还采取了全盘承担的就业制度。统一安排就业一方面是对城市居民的一个重大福利,它是新政权无偿保护职工利益的一种体现。但与此同时,城市居民个人自主的“自由流动”也就丧失了合法性,国家对劳动者的控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详细】

 

单位制和人民公社挤压社会空间 实现民众个人对国家的依附

从单位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单位成为国家控制与整合社会的中介,国家面对的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一个个的单位。只要实现了对单位的有效控制,社会的整合与秩序的维持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所以,在中国,个人不是直接凭借“自然人”的身份与国家对话,而是依靠单位赋予的“单位人”的身份与国家对话,实际上中国社会中的所有交往都被同构到单位一国家这一两极体系中。从单位与个人的关系来看,单位作为一个社会的缩影。单位内部齐全的构成满足了个人各个方面的需要。于是,个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无需到单位外部求取化解,其各种要求也无需到单位外部求得满足。实际上单位外部也不存在个人社会化的渠道与空间,社会已经被压缩到单位之中了。 【详细】

 
 

身份分配制度的目的:控制民众消费实现“高积累 低消费”

高速发展重工业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的积累问题,因此,“重积累,轻消费”成为了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主线。于是,旨在“积累工业化资金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消费品行政配给制孕育而生,这种配给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家庭可以得到需要的物品和服务,尽管在市场上购买同样的物品或享受同样的服务要贵得多。国有住房的房租是象征性的、由社会保险提供的医疗服务是免费的。【详细】

 

基于建构的理性主义为推动快速工业化构建“一元中心秩序”结果

在20世纪,建构的理性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应用条件。两次世界大战在东方造就出强有力的社会权威主体。于是东方国家纷纷以理性设计改造传统社会,以计划经济取代自由交换的经济。政府意识到,要实现富国强民之梦,就必须构建一种“一元中心秩序”,以推行它的经济计划和各项制度安排。但居民个人拥有财产权,是政府贯彻自己意图的最主要的障碍,因为,新政权要改造旧社会,就必须强化对经济资源的集中动员和利用,以加快推进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详细】

 
单位制度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组织化是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一个基本前提。发源于根据地中的供给制对共产党革命队伍的组织制度和组织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实行供给制的条件下,私生活的空间极为狭小,个人的物质生活完全依赖于被称为“公家”的集体,集体内部的公私界限在经济上也是难以区分的。供给制所体现的组织原则和分配方式实际以各种形式在建国后公共部门中被继承下来。【详细】

单位制度的建立  

单位制度就是计划经济社会大工厂在城市运行的基本制度设计。从50年代初,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不仅使国家掌握了控制财政赤字和打击投机活动的手段,取得了稳定市场物价的胜利,同时也使国家有足够的能量和资源去构建由国家控制的单位体系。到了1956年底,私营工商业者所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和管理,原来意义上的企业真正成为附着在行政体制和党的体制中的“单位”。【详细】

单位成为国家控制社会手段  

“单位”成为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形式,它既是社会调控体系中以实现社会整合和扩充社会资源总量为目的的制度化组织形式,又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络点。国家一社会一体化结构的确立,使党和国家的权威通过向城市社会的贯彻与渗透,依靠单位体制完成了对社会的全盘控制。【详细】

单位制度的结构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社会,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单位组织按照其级别高低和职能与行业分布不同,被政党和行政的力量分割成若干个平行林立的管理领域。而这种自上而下、平行林立的领域呈现出“伞状结构”。把基于分工而形成的行业结构与基于行政力量而形成的等级结构有机结合在一起。从横向角度来看,单位的构成与属性呈现出一种同一性,从纵向角度来看,它们则是分布于若干个平行林立的伞状结构之中。几乎所有的城市居民都被纳入到各种单位组织当中,单位成为国家与市民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结,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详细】

造成不同身份间的不平等

导致“大锅饭”盛行

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缺失

政治身份阻断了很多人的社会流动渠道;农民不能与城市居民同享工业化发展的成果,呈现了一种制度化的不公平。曾有学者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在制度及政策层面我们都能明显地发现平等主义的色彩”。虽然追求平等、平均是中共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和目标,但是似乎只注重了同一身份内的平等与平均,而忽视了不同身份间的平等。【详细】
传统体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虽名为按劳分配,但实际上却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严重扭曲。在质量上,干好干坏一个样,在数量上,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干与不干一个样,这必然导致员工不关心企业的生产效益;而貌似按劳分配的八级工资制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是平均主义,资历比能力更重要,这不利于低年龄组职工,显然是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不利于激发年轻人的劳动热情。这种不公平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详细】
等级工资制中确立工资标准的最主要的依据是劳动能力,并不是在劳动过程中实际支出的劳动。一般由学历、工龄、职务等由国家认定的指标构成。只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能在分配中占优,而不是凭劳动过程中实际付出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这违背按劳分配原则。最终导致计划经济时期劳动生产率低下。【详细】
传统收入分配制度的弊端并不是按劳分配造成的,相反,恰恰是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制度导致了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缺失。在看似公平的平均主义分配背后,却隐藏着真正的不公平。对那些努力工作的劳动者来说,是一种不公平,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对那些偷懒的人来说,不劳而获也是一种不公平。【详细】
 
 
计划经济下的收入分配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这种体制之下的个人收入分配方式也是与此相适应的。【详细】

国家的绝对优势  

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拥有绝对权力,处于优势地位,对居民个人收入实行直接调控,企业或生产队都只是国家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没有任何分配的自主权。【详细】

企业与国家的关系  

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所需资金都来自国家预算拨款。利润上缴国家;甚至亏损也都由国家承担,企业不用承担任何经济责任。【详细】

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农民的收入取决于挣得的工分,工分值也间接地取决于国家计划调节,农民的现金收入实际上也由国家计划统一调控的。【详细】

与如今的种种映像和憧憬不同,毛泽东时代的收入分配并不是如此充满了梦幻的色彩。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原则下,大量劳动成果被国家拿走发展重工业。而民众在承受着低收入的同时,干部、职工和农民间能得到的分配也有着天壤之别。在今天我们对贫富差距愤愤不平的同时,对那个年代“收入平等”的浪漫化与其说是一种事实的叙述不如说是情绪的发泄。毕竟,“不清楚”和“没听说”并不等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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