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蔑凉山彝族因懒而穷对得起周总理吗？

网友评论()2015.08.07 总第49期 作者：兰台

引言：凉山彝族的贫困问题突然成为热点，在一篇催人泪下的作文背后，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深处了自己的援助之手。可是，同时也有一种声音甚嚣尘上，称凉山彝族的贫困是因自身懒惰不思进取，捐款太多了只会养懒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兰台君从历史的角度给大家分析分析。

 

凉山彝族儿童 资料图

近来，一篇被许多网友认为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引起了网络舆论的热议，凉山这一贫困地区所暴露出的严重贫困问题得到了网民极大关注。凉山州政府表示从2007年至2012年已累计投入276.5亿元改善民生，还有许多富有爱心的人士慷慨解囊，对凉山需要帮助的人民伸出援助之手。据称既定目标五万元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但网友们的捐款还是蜂拥而至，网友们的捐款少则1元、10元，多则1000。

但是有这么一种声音也甚嚣尘上，面对媒体、网民们对凉山贫困问题的热议，这些言论声称凉山的严重贫困是当地彝族不求上进，好吃懒做的民族性造成的，这些言论称：

“因为工作原因在西昌（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待过四年，我觉得当地彝族连赚钱的欲望都没有，稍微有点钱就在城区干道上三五人聚在一起吃土豆喝啤酒”。

“当地的人已经习惯于领援助，不愿外出打工，反正躺着也能有饭吃。懒惰还滋长了吸毒贩毒、拐卖儿童的恶习。这也是为什么网上有人对最悲伤作文态度强硬，‘凉山得到的援助够多了，不要再捐款了’、‘你的钱都捐给懒人用来买毒品了’！”

“凉山彝族人的生产方式还处于原始落后的阶段，人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广种薄收却生活安逸。这种自给自足的心态，加上源源不断的扶贫资金和爱心捐款……当地人固守传统恶习，不思进取，吸毒贩毒，坐等扶贫资金。”

“越来越多的NGO、基金会，倾泻到凉山的同情心变成了当地人的饮鸩止渴，一定程度上，恰恰是越扶越贫。没有脱贫的志向，再多的钱也只会被挥霍。”

客观的说，这种声音反应了一部分客观现实。但是将这种表面现象直接归因到具体族群的“特性”上去，你们对得起周总理吗？

周恩来总理曾强调，民族只有社会发展程度高低的差别，而没有优劣之分。指出：“决不能说这个民族是优秀的，那个民族是劣等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种族主义的想法”。

而现在，这种可以把凉山的贫困归因于彝族特性“懒”、“不思进取”，正是把社会发展的高低问题简单归结为民族性，是区分民族优劣的做法，是种族主义的思维方式。

我们把视野拓宽，仔细考察的话，全国还存在着许多同凉山州相类似的严重贫困问题。比如宁夏同心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情况同凉山类似，孩子们因为贫困而辍学，当地人也有表现出好吃懒做，等着吃国家救济的情况。莫非一些人也要把这种相似的情况在归因到另一个兄弟民族天生“懒”，“不思进取”？

事实上，在国家级贫困县中，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之外，汉族地区贫困县也有相当的比例。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所确定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汉族贫困人口集中在其中的334个县中，县均8.3万人口，他们的状况并没有比少数民族好到哪里。这些“老少边山穷”地区大量的汉族贫困人口他们吃救济的做法同凉山州的彝族并没有差别。难道汉族也要被扣上“懒”，“不思进取”的帽子？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寻找贫困的原因，而是归因于唯心的“心态”、“民族落后的传统和文化”，这么多年马哲学到哪里去了？难道有天生的心态、天生的民族传统不成？

多年来，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人员在大凉山地区做出了艰苦的田野调查，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揭示了凉山地区贫困和落后传统的成因。

他们指出，当地彝族“人口主要集中在高山偏远乡镇,处于典型的边远高寒彝族聚居区”，从清代光绪宣统时期到建国后5、60年代，绝大部分彝族地区已进入“半耕半牧的状态”，并且农业比重越来越大，最终农耕成为凉山地区生产的主导性生产方式。但是“由于受到自然条件限制,此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没有条件将当地的农产品变为商品,只能自产自销,生活艰苦，都是靠在山上种些土豆为生,所有的生活都是在山上转,有就吃,没有就饿肚子。”

这种前现代的生产条件下，彝族百姓日常劳动所得也只能满足于半饥半饱的状态。彝族生活在封闭、交通不便的山区，封闭与落后造成了彝族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市场竞争的能力弱小，市场竞争的意识淡薄的现状，加之彝族受教育程度低，文化上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状况，造成了当地持续贫困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现状，也因此对彝族人民来说等着吃救济是最经济的生存方式。这种风俗文化，自然是前现代的，落后的。但明明是落后的生产力产生了落后的风俗文化，在某些人嘴里偏偏倒因为果，将落后文化习俗说成了贫穷的“原因”，岂不可笑。

而细究起历史来，大凉山地区原本是彝族等民族先祖的聚居地，但随着元明时期交通的改进及屯垦政策的实施,汉族移民空前增多并逐渐并成为当地的主要民族,将彝族等民族赶到了偏远的山区。

随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实行及改土归流的推行,逐渐形成了汉族居住在坝区,少数民族在山区、半山区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居住和生产现状是同历史上汉族的大量移民息息相关的。

对此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曾经说过“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而大凉山彝族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正是历史上封建王朝统治者利用汉族移民欺负少数民族的结果。现在反而把彝族落后的风俗说成不要再给予援助的原因，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历史上，在建国后，党和国家在民族政策上一直是坚持民族平等，帮助落后少数民族的。

1986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就在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上曾说：“现在有些少数民族群众，连账也不会记。有的不知道什么是商品，还有的只知道以货易货的。汉族同志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要去帮助他们。特别是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要为少数民族服务。”

现在这种种族主义的声音倒好，不但不像习书记所说去“帮助他们”，反而要以落后为名将少数民族抛弃。

对于贫困的根源，联合国的定论是：“贫困是机会和权利不平等的结果，是社会缺乏公平和正义的表现”。只要凉山地区的交通，通信、物流等建设没跟上，现代化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还没有进入彝族聚居区，落后的风俗文化就还会存在。给彝族或其他民族地区贴上“好吃懒做”等民族性标签恰恰好是向不负责任的自我制造借口。

从此看来，是“凉山得到的援助够多了，不要再捐款了”吗？正相反，恰好远远不够。

比如教育，凉山州的乡村得到的公共产品严重不足的。凉山州2009年才基本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大量村小年久失修，没有公办教师，靠代课教师和支教老师维持教学。许多村子甚至没有学校。在扶贫方面，彝族乡民目前大部分仍然住在土墙房里，交通不便，大部分村寨不通路。水电设施也不完善，不通水，不通电的乡村仍然存在。政府的扶贫资金，对于大多数贫困户人就有缺口。所以，凉山州并不是得到的援助太多，而是得到的太少，所需要要比得到的更多。

总之，凉山州的严重贫困状况并不是全国贫困地区的个别现象，同所谓的“好吃懒做”的民族性也毫无关系。批评凉山州的彝族人民“拒绝现代文明，不思进取”是主观臆断的行为，凉山州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条件这些生产力基础不发生变化，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状态不发生改变，怎么能苛求彝族人民的风俗文化能够进步和改善到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