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之子徐小岩：父亲一直认为耀邦叔叔胸怀坦荡

凤凰历史：在您眼中胡耀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徐小岩：父亲那一辈人，各家庭的家规不尽相同。我们家里的规矩是只要家里有客人来谈工作，子女就得回避，所以我们不仅不参与"大人"的事情，而且熟悉的"叔叔"、"伯伯"也不太多，但是对耀邦叔叔还是印象很深的。

记得北戴河的一个夏天，几个叔叔过来看我父亲。吃晚饭时，孩子们可以上桌了，有一个叔叔显得特别年轻，我想这是秘书吧？正想着，妈妈介绍说，这是你们的团头，胡耀邦叔叔。胡耀邦叔叔当时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当时是夏天，还没有空调，大家都把外衣脱了，就剩个背心。父亲招待客人就是"和子饭"，和子饭是一锅粥，粥里除了大米，还有粉条、豆角、土豆、肉末等，再稍微滴点儿香油，既是主食也有菜了。大家一面"呼噜呼噜"地喝着，一面谈天说地。回想起父辈们的这些往事，还历历在目。耀邦叔叔问到我的情况，我妈妈说，还没入团呢。耀邦叔叔问到入团的年龄了吗？妈妈说，到了，但是孩子愿意玩儿。

凤凰历史：那次是您第一次见到他吗？

徐小岩：是的。我更多关注耀邦叔叔的活动是在文革期间。我是1972年入大学的，在清华大学电子系学计算机。当时，清华大学是迟群、谢静宜当政，"左"的要命，大部分教员和学生心中都十分不满。到1975年夏，传来中国科学院治理整顿的消息，各项措施大快人心，中国科学院的这次治理整顿是耀邦叔叔领导的。在文革的形势下，我们既敬佩耀邦叔叔的魄力也有点为他担心。周末，回到家向父亲讲了这些情况，父亲听了特别高兴，讲耀邦叔叔有思想、有勇气、有魄力，是从"红小鬼"成长起来的杰出人才。可惜在不久来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耀邦叔叔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发展规划的《汇报提纲》被打成"三棵大毒草"之一，耀邦叔叔也因此受到批判。

凤凰历史：您父亲谈到过跟胡耀邦过去的交往经历吗？

徐小岩：父亲在回忆录里记载了与耀邦叔叔在十八兵团共事的那一段经历。耀邦叔叔是1948年夏到华北第1兵团任政治部主任（后为十八兵团），他的到来，使兵团的政治工作十分活跃。当时父亲的身体不好，肋膜炎反复发作，参加西柏坡会议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和父亲一同参加会议的耀邦叔叔返回部队后，传达和贯彻会议精神，每天和父亲保持电话联系，坚决贯彻父亲的作战指导思想，是父亲的得力助手。

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耀邦叔叔和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等组成了太原前线对敌斗争委员会，他们有力的工作，使3万多敌军投诚。敌30军是太原守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军长黄樵松在我军各项工作的感召下，决心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耀邦叔叔当时就给父亲打电话说这个机会很好，想要进城亲自组织起义。父亲对山西的情况很熟悉，阎锡山的特务组织盘根错节，控制很严密，尽管军长黄樵松已经下了决心，但是风险还是很大。父亲回答道"你是政治部主任，先不要去"。后来决定派八纵的参谋处处长晋夫同志入城，组织起义。黄樵松军长被他手下的一个师长戴炳南叛变出卖，起义失败了。派去的晋夫同志和黄樵松军长被押到南京杀害了。晋夫同志和黄樵松军长的铜像现在树立在太原的烈士陵园。耀邦叔叔当然也十分清楚入城的危险，但是他一贯身先士卒，为革命敢于赴汤蹈火，从不计个人安危。耀邦叔叔在太原看到晋夫同志的铜像时对身边人员说"他是替我牺牲的呀！"

凤凰历史：对于胡耀邦为西路军战士平反以及追加待遇的事情，您父亲是否曾跟您提到过？

徐小岩：父亲很少和我们谈他的历史。我印象最深的是，在301医院他向我们交待遗嘱，要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和太行山。父亲的军事生涯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但是最让他刻骨铭心的还是在河西走廊的那段战斗。父亲去世以后，按照他的遗嘱，我们到河西走廊去撒骨灰。那是十一月，西路军西征也正是这个季节，那天飘着雪花，我看着白茫茫的大地和两侧险峻的山脉真是感触良多。

耀邦叔叔对"左"倾路线给我党我军造成的危害是有深切了解的，他不满十八岁时就差点被当作"AB"团杀掉。他深知由于极"左"的错误使许多忠诚的革命战士受到了很大的委屈，他坚决支持为流落在当地的西路军战士恢复红军称号，并给与照顾。1981年10月31日，他亲笔题写了"红西路军烈士纪念馆"。

谢老的夫人王定国妈妈是从四川参加红四方面军的老革命、红西路军的战士。她的许多战友、共同战斗的姐妹都把鲜血洒在河西走廊，她的革命引路人杨克明也牺牲在高台战役中。在西路军失利后，她与马匪坚决斗争，机智地脱离虎口，找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在"八办"，王妈妈协助谢觉哉同志为迎接、营救西路军指战员作了大量工作，使几千西路军指战员回到革命队伍。解放后，王妈妈一直惦记着当年流落在当地的红西路军战友们、姐妹们。那些十几岁就一同投身革命，经过雪山草地，祁连浴血的兄弟姐妹们，现在怎么样了？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西路军的问题终于解冻了。1983年，王定国妈妈决定重回河西走廊，通过民政系统了解到，在这一带活着的西路军还有2000多人。王妈妈一问到他们的住址，就直接到家里去看望。一天，王妈妈到了四方面军九军军长孙玉清的妻子陈淑娥的家中，陈淑娥正在糊纸盒子。看见来人陈淑娥一言不发，继续埋头糊纸盒子，王妈妈就坐在她的旁边，帮着做纸盒，所有陪同王妈妈来的人都在后面站着，这样持续了大约十分钟，陈淑娥突然哇地哭出来了，王定国啊，你可来了，那个乡音啊，我盼死你了。这些年来，这些西路军战士受了多少苦，多少委屈呀！

王妈妈用了二十几天的时间，走了上千里，看望、慰问了这些流落在当地的红西路军战士。王妈妈想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于是决定向中央报告。要求恢复这些人的红军身份，并对他们的老年生活给以一定的补贴。报告写好后，王妈妈首先找到伍修权。时任中顾委常委的伍修权同志主管过兰州八办的工作，他了解按照当时中央的政策，过了三年回来的西路军战士不予收留。伍修权的女儿讲，父亲到了老年回想起这段经历，也觉得亏欠了这些人。王妈妈给时任总书记的耀邦叔叔写了信，并将报告一块呈上。在耀邦叔叔的主持下克服了重重阻力，这些流落在当地的西路红军战士终于拿到了红西路军红军证，户口、医疗、生活问题也得到解决。

凤凰历史：您当时对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工作怎么看？

徐小岩：耀邦叔叔主持平反工作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期。文化革命中"林彪、四人帮集团"为了推行他们的恶政，大搞冤案，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对。耀邦叔叔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彻底平反了多年积累的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个功绩将永载史册。

当然，当时我并没有这么高的认识，只是觉得这些冤案的平反，大家的气顺了，心情舒畅了。用耀邦叔叔自己的话讲"冤案一理，人心大喜"。我的岳父王英高是北京军区装甲兵的政委，文革时因为北京军区一些人搞派性被关押了很长时间，平反问题被拖着，得不到解决。不得已，他于78年10月10日向耀邦叔叔写了信。时任组织部长的耀邦叔叔很重视，很快就派中组部的调配局长来了解情况，王政委详细谈了有关情况，并提出希望能向耀邦叔叔当面汇报几个重要问题。12天以后，耀邦叔叔在百忙之中亲自见了王政委，王政委向他反映了当时北京军区存在着派性等重要问题。几个月后，王政委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耀邦叔叔关心老干部的事情太多了，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

凤凰历史：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现在纪念胡耀邦对我们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徐小岩：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我国的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也要看到目前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官员的腐败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人民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环境问题以及社会道德下降的问题。怎么解决当前的种种问题？中央和社会都在思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凝聚全社会的人心，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准，把革命精神找回来。父亲写了题为《燃烧的生命》的文章，悼念耀邦叔叔。文中指出，胡耀邦同志是"一个思想活跃、热情奔放的人；一个勇敢坚定、不畏艰险的人；一个襟怀坦荡、热爱群众、没有架子的人；一个好学不倦、勇于进取的人。"耀邦的一生，是燃烧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和祖国的繁荣昌盛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是人民哺育的好儿子，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永远活在党和人民心中"。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能像胡耀邦同志那样燃烧自己奉献人民，我们的人民都能按胡耀邦同志倡导的那样为社会主义祖国添砖加瓦，那么我们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