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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多元经济带来最强推动力 流动使劳动者发挥潜力

2013年01月18日 16:24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罗纳德·哈里·科斯

新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调整农业。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洋跃进”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继续了毛泽东时代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发展模式,而忽视了农业。而农业当时是中国经济的重灾区,1978年《公报》中也明确承认了农业方面的严重问题。粮食短缺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是一个长期广泛存在的问题。《公报》中数次提到了中国农业的凄凉境地,并承诺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格,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资。中国政府事后声称,改革由农业领域开始,也源自当时对农业发展的重视。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其他领域例如国营企业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同一时间开始的。此外,农业改革采取了诸多措施,诸如提高农产品采购价格,减少政府收购的配额,增加粮食进口,提高农民粮食消费的数量,鼓励副业的发展,包括社队企业的发展。这些政策都有助于农业产出的持续提高,并在随后几年里缩小城乡差距。但这些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真正启动中国农业改革的力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草根阶层的穷苦农民和地方干部所做出的创新,这个来自民间的创举真正拉开了中国农业改革的闸门。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在全国众多省内秘密施行后终于被有限放开,直到1982年才成为全国性的政策。

在工业领域,调整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加速对轻工业的投资,减少在生产领域的资本投入,增加住房和其他非生产领域的政府开支,包括提高劳动报酬。这项政策的经济逻辑在于促进消费,减少经济尤其是重工业对资本投入的依赖。调整政策迅速提高了中国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除此之外,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1978年中国政府还采取了另外一项改革措施,“放权让利”,从而实现经济分权,给予地方政府、城市中的企业以及农村的生产队等地方上的经济参与者更多的自主权和积极性。除了在农业领域,“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式主要在国营企业、国际贸易和公共财政这三个领域内推行。在国际贸易方面,这项政策有效地终结了外贸部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允许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自行设立贸易公司。在公共财政领域,新的政策从根本上使地方政府或多或少地掌握了地方财政,不再完全依赖财政部。

毫无疑问,这项改革的关键目标是国营企业。与“洋跃进”致力于建设新工厂不同,新政策致力于改善现存国营企业的状况。尽管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四川省首先进行了企业改革的尝试,但直到1979年改革才成为全国性的政策。为了提高国营企业自主权,政府希望在不进行私有化的前提下,将企业的管理决策权移交给企业。旨在“增强企业活力”的措施标志着中国政府在“洋跃进”之后,再一次试图启动停滞不前的工业改革。由于中国信奉社会主义,企业改革更多地受到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而非经济上的考虑。因此,虽然政府希望通过改革为国企注入活力,提高管理者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却并没有将国企从政府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加令人困惑。

“八字方针”的总体效果实际上相当有限,尽管所有的方法都指向了正确的方向。例如,中国政府在农业中采取的措施非常成功,迅速而显著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根本上来说,并没有将农民的积极性激发出来。然而,直到曾被政府严令禁止的家庭联产承包兴起之后,政府主导的农业改革的诸多缺陷才显现出来。与之相似的是,企业改革显著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但国企改革的缺陷依旧明显,只不过直到国营企业开始与私营企业竞争的时候,那些最严重的缺陷才浮出水面。

除了由中国政府引导的改革,当时中国还存在另一条独立的改革渠道。第二种形式的改革是同时由几种草根运动推动的。这些运动有的被政府明令禁止(1982年之前的家庭联产承包以及1980年前城市中的个体工商业),有的不受政府重视(1980年后城市中的个体商业以及乡镇企业),有的则被政府小心翼翼地监控着(经济特区)。当饥饿的农民背着政府悄悄地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时,当农民为了更高的收入转向非农业生产时,当城市中的无业居民不得不自谋职业来维持生计时,当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为了改善生活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偷渡到香港时,这场改革已经悄无声息地席卷全国。第二种改革就是我们所称的“边缘革命”。

在80年代初期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过程中,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与坚韧的市场力量,与此同时国营经济却几乎在原地踏步。四种“边缘革命”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在政府所掌控的范围之外爆发。四种革命中的主角均来自社会主义中的边缘角色,不同于社会主义的骄傲——被政府精心保护的国营企业——这些边缘角色或多或少地被政府忽视,尤其是政府认为它们的存在威胁不到社会主义时。尽管在现实中有着众多的阻碍和政治歧视,中国农村地区的农民和城市中的无业居民迅速将他们获得的经济自由转化为企业家精神。逐渐壮大的非国营经济逐渐成为80年代以及之后经济增长最强劲的推动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家领导的经济改革,包括“洋跃进”、“增强企业活力”等计划都没能将国企转化为自由的、有竞争力的企业。

即使是经济特区这个由政府引导的资本主义试验的成功,也体现着第二种改革,即民间改革的边缘化与草根特征。首先,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来自于广东省政府,因为当时的“逃港潮”——大量民众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香港——让地方政府防不胜防,焦头烂额。邀请港商来广东设立工厂,雇用本地工人则是一种非常可行的应对偷渡的办法。其次,设立工业园或者经济特区理由在于,在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之外,进行一场充满不确定性与政治风险的试验。这样,社会主义本身不会受到什么威胁,同时可以在社会主义边缘地带试一试市场经济。

在整个80年代,这些边缘力量在迅速成长,国营企业却在艰难求生。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不像俄罗斯或者东欧那样在改革一开始便饱受经济衰退之苦;总体经济自改革伊始时就一直维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尽管国营企业面临的困境越来越严重。当在国家保护下享受特权的国营企业日益式微之时,非国营经济却在茁壮成长。

2010年1月的《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罗伯特·福格尔教授发布的大胆预测,他认为中国经济到2040年将占据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美国只能占据14%。福格尔的预测遭到了强烈的质疑,批评者们认为福格尔“完全高估了中国全能的政府力量”。在此,我们必须重申我们一直强调的观点,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中国全能的政府力量”。如果中国经济的成就真的来自政府,那我们对于中国市场经济未来的信心将大为减弱。在本书中,我们多次提到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但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从来就不是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醉心于体系的人”(manofsystem)。毛泽东建构宏图大略,然后高屋建瓴,将自己的宏伟蓝图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但邓小平的脚踏实地使他无法接受任何与事实不符的理论。几乎没有人怀疑,如果没有邓小平坚持不懈的务实精神和老练的政治方法,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和结果将会完全不同。但造就中国经济崛起的奇迹的根源则是充满了乐观、活力、创造力和决心的中国人民。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科斯 中国经济 多元 劳动者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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