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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证退出日常生活: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扩大

2013年01月18日 16:01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作者:郎友兴

相反相成,这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逻辑。票证制度亦是如此。由于票证对人们生活的限制与安排,必然会出现反对或违背票证制度的各种规定的做法,即各种反制度性行为的出现。典型的是“开后门”与黑市票证交易和自由市场的存在。

人们是痛恨开后门的,但是现实又迫使人们想方设法走后门,有些人并以有后门而庆幸。这小小的票证之背后隐含着中国人特有的人际关系网络,票证构筑出一幅人际交往的联络图。当然,走后门是多方面的,当兵、上学、提干、进工厂如此等等都是有后门可以走的,票证是其中的一种而已,其实质是相同的。不过,在当初票证是一块敲门砖(有此便于走招工、提干等后门),又是人际沟通网络的纽带、中介、桥梁。给人票证就是送人一份人情;拥有别人没有的或拥有比别人更多数量票证,就比别人有更多的生存或确切地说生活得更好些的机会,也就是在宽泛的意义拥有特权(当然是比较意义上的),你就处于“特殊阶层”(“特权阶层”)。当然,特权有范围大小之差与层次高低之别。这里我们不妨再次提及上面所提出的论点。事实上在中国不同的职业、户籍、身份的人(农民与工人、乡下人与城里人、群众与干部)在票证的分配上是有差别的,后者比前者在数量上多些,而且拥有一些前者所没有的票证;更关键的在于有些人所拥有的票证不是在一般的商店里可以购买得到的而是在其他地方即在所谓的“特供”商店里才能购买得到。所以说,拥有只有在“特供”商店里才有供的票证本身就是拥有特权或者拥有后门的关系。根据不同的身份进行票证的分配,算是合法性的分配,属于制度性的安排,只要拥有某身份就可以得到其应得的票证。这种分配情况在当初的人们看来似乎是无可厚非的。因此,人们动脑筋的主要的是如何从别的渠道搞到所需的票证,这就是所谓的“走后门”矣。当然,领导干部要比一般的民众更有得到票证的渠道,他们在合法性的分配(其本身所得的原本就比别的阶层的人要多些)之外,能得到更多的非正常即非那么合法的票证。开后门这种情况的存在意味着一些部门与领导拥有处理票证的一定自由度,这就为人情、特权提供了机会与保证。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不能说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部门没有一点自由权,至少有些部门与领导是拥有一些自由度的,因为他们手中握有一定数量的他们可以自由裁量的票证,而票证就是资源。这也就是当初为什么物资、商业部门在中国大地如此风光的原因之所在,与现在的状况正有天壤之别。计划经济时代、票证时代是它们的黄金时代,随着票证制度的消失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真是一落千丈了。自由度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特权,同时亦是滋生腐败的一个因子。当然,那时的腐败状况无论在数量、程度、普遍性,还是范围、形式与行业,同现在相比较是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的,但毕竟也是一种腐败。现在叫“权钱交易”的随时可见,那时无非是“权力票证交易”、“人情关系与票证交易”,这亦非鲜见。其实质是相同的:以权力获得好处,即不正当地利用权力为自己或别人谋得好处。

票证制度不仅为走后门提供机会,而且必然造成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黑市中票证交易的出现与自由市场(自由买卖)的存在。当然,人们不可能公开地进行票证买卖,它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进行的,否则就有严重的问题,而且往往是在政治上的问题。张乐天在《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中对此有过描述:“从正式使用票证的那一天起,票证买卖就存在了,只不过60年代初中期的票证买卖特别盛行而已。票证买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欲卖票证的农民把票证夹在篮环上,自己坐在竹篮的一边,或在卖菜,或在悠闲地喝早茶。想买票证的看到篮环上的票证就会上前答汕,如果价格谈妥,就可以成交。当地的市场管理人员当然谙熟这一套‘把戏’,但都是熟人,何必多管?而外面来检查市场的人却不会注意到篮环上的几张小小的票证。”从制度角度说,票证买卖是不允许的,但是事实上是存在的。比如,农民的智慧“把戏”与管理人员对“把戏”的听任态度,恰好说明了社会学中所谓的“制度化的逃避现象”这一点。“制度化的行为并不都是那么顺从和理想的,有些是经常会发生在正常化了的社会规范中,似乎是可以容忍的越轨行为,这就叫做制度化的逃避现象”,即所谓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是也。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生活之逻辑毕竟会战胜空洞的理想原则,也就是理想最终要同现实相妥协的。尽管票证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说到底生活是根本的,人要生活而且总希望生活得更好些。因此,出现了另一种情形,即出现了不少绕开票证对人们生活的安排的做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反制度的行为”。由于反制度行为的存在,国家与政府不可能完全按照票证制度对人们的生活作出安排以期达到社会主义所倡导的理想生活模式,也就是国家无法通过票证制度实现对中国人的生活一体化,将其完全纳人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与轨道上来。反制度性的行为典型的是黑市与自由市场的存在。黑市指的是专门从事国家明令禁止的那些交易活动的市场,非国家市场的即是自由市场。当然自由市场并非就是黑市。当初的人们通过自由市场或黑市,突破票证制度对人们生活的限制,购买生活必需品或者改善生活。事实上,自50年代以来,自由市场与黑市交易一直没有停止过,即使在“文革”这样腥风血雨的政治化的年代亦是如此。这一方面是生存逻辑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是政策上的一定程度的许可,也就是理想与现实相妥协的产物。如1960年11月3日,中央下达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这《紧急指示信》总计有十二条之多,其纲目明显地带有折衷的倾向性,其中第十条就有如此的规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

由于票证制度的作用,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时出现这样的场境:在有客人或特别的日子时人们才使用某些票证或者多用些票证比如肉票,人们轻易不使用而是积累起来以备非常之用。另一种情境是人们相互之间票证的借用,此为提前消费矣,“尽管有规定不能在个人之间相互交换票证,但这样做的却大有人在”。当然,这是个人行为,它只对个人与家庭有影响,而对总量供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票证不仅有量的规定性,而且有时间性,即提前不能使用而过期又要作废的。因此,欲想多消费那只好借别人的(先消费别人的),多消费实际上是提前消费,这个月多消费意味着下个月少消费,那时候大家的供给都有限。这种所谓的提前消费与现在商家鼓励人们提前消费的情况是大为不同的,前者是改革开放前中国人生活穷困的表现。上述诸种情形除了说明在经济短缺的情况下人们生存的策略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肉票、粮票等票证已远离我们的生活而去了。不过在今天国人的生活中出现了其他种类的票证,只是这些票证已是发财的机会或标志,与过去的完全不同了。面对着现在人们对某类票证的疯狂,不禁想起过去岁月中的票证,忆起那个时代人们的贫苦。故有作一文以“祭”票证之意。但愿在今后人们的生活中再也不会出现有肉票才能购到肉,有粮票才能买到米诸种情形了。作此文另一个目的在于希望能有更多的系统性、客观性与实证性的对“票证制度”的分析和研究。学术界需要以非历史学如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已逝的历史事件如本文的“票证制度”,丰富与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从而汲取有益的经验或教训。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票证 日常生活 自由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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