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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证退出日常生活: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扩大

2013年01月18日 16:01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作者:郎友兴

作为购物的一种凭证,票证只是符号,但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它却安排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这是一种符号霸权。社会学关于社会资源控制模式的理论认为:“特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占有和分配各种短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资源利益和机会,造成一种依赖的社会环境,迫使社会成员不得不以服从作为代价换取短缺的资源、机会和利益,进而达到约束人们社会行为,实现整合目的的社会过程。”票证就是权力的一种体现与象征,票证是一种资源,一种可以约束与控制人们的手段与途径。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Giddens)认为,我们必须将权力与资源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他把社会中的资源分为两类:配置性的资源(alfocativeresources)与权威性的资源(authoritativeresourees)。前者指的是对物质工具的支配,这包括物质产品以及在其生产过程中可利用的自然力,而后者指的是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权力表现为对资源的支配,而支配都表现为控制模式,凭借着控制以达到实现与维持他人对自己的服从。在他看来,现代国家其控制(或统治)的范围与控制(统治)的强度要大大地超过以往任何的国家,“现代国家的一项主要特征在于:国家行政人员的控制能力的巨大扩张,直至甚至能左右个人日常生活的最为隐私的部分”。票证一种对配置性资源的安排,它左右着人们最为基本的生存性的生活。票证更是一种权威性的资源。人们为了获取票证或能得到更多的票证忍受着种种制度性的约束,因为票证是一种符号。它是权力、地位、身份的象征,拥有某些其他人所没有或很少有的票证,就是表明其权力比别人大,地位、身份比别人高。票证是国家对人的一种身份性的认可,这就是说,不同的身份拥有不同种类与不同数量的票证,丧失了或者说被剥夺了对某些票证的拥有,就意味着某种身份的丧失或被剥夺,表明了不为社会所认同。比如,六十年代初,由于国家在经济上的困难,导致不少在城市里工作的人回到农村原籍,帮助国家克服经济困难,以渡过难关,而这些回到农村原籍的城里人又变成农民了,他们当然不再配享有过去作为城里人时所拥有的票证。总之,票证是一种符号,其背后是权力,是一种政治权力,符号霸权的实质就是政治霸权。它是想通过票证的分配来安排人们的生活,决定人们生活的自由度,欲将人们的生活一体化以期纳人到有序化的政治生活之中;可以通过票证的分配制度达到整合社会民众行为之目的。

随着票证的消失,其符号意义之霸权亦随之消退了。可是,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种类的霸权,这其中典型的就是传媒与广告的霸权。现在似乎无广告就不知如何购物,面对上百种品牌电视机人们不知如何地选择;面对着传媒广告的狂炸,消费者同样无所适从与不知所措。这就是现代传煤广告之霸权。广告左右和决定了人们的购买欲望与购买行为。当然,这是另一种霸权,与当年有票证才能购买是大大不同的,不可等同视之。简而言之,前者是处于买方市场时所采取的一种销售之策略,其霸权性隐藏于人们自由选择之下的,其意义与作用是商业性的,而后者是在物品严重匾乏时对人们生活的一种安排与控制,其霸权性是明显可见而且是制度性的,其意义与作用是政治性的。

实际上票证的存在表明的是人们对国家的一种依赖关系,是一种人身依附,当然所依的对象是国家政府,而不再是个人或家族。在票证制度之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同国家和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票证就意味着割断了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也就是失去了生存或生活的一种可能,因为当初国家控制着绝大多数的资源,单位与个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掌握的资源,只能依赖于国家与政府的分配和供给了。“城市工人家庭要拿所得的工资去购买商品时,大多数时候不仅要付钱,而且还要票证,这些票证由组织通常即生产这些配额消费品的单位,领取票证时须出示由户籍警核发的户口本子。”票证制度在中国的出现与实行表明了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的转变。传统的中国,其国家与社会是相对分离的两个领域,国家是国家,而社会又自有其自己的天地,民间社会或地方性的社区是相对独立的。国家的行政力量没有或者很少能够达到基层的地方性的社区,这些社区之秩序主要是依赖于其自身的力量来维持的,如以地方的乡绅、传统习俗等对社区进行整合。马克思与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乡村与小镇自我管理的有效性作了精到的分析,尤其韦伯的阐发更为精深。城市是达官贵人的聚居地,但不是自治的实体,而农村正好相反。乡村的争端是由宗族或地方庙宇管理组织来解决的,人们力求避免上衙门,而国家的干预也是极少的。韦伯的阐发是这样的:中国古代的“‘城市’就是官员所在的非自治地区,而‘村落’则是无官员的自治地区”;“因为中国的法律及农民的思维习惯缺乏‘社团’的概念,所以村庙自然而然地成为村落的主要代理人”,而庙宇“照管道路、运河、防卫与治安”,“还负责防御盗匪或邻村的侵扰,提供校舍、医师、药物、葬礼”与“储藏村落的武器”;而“人民信赖的是庙宇的裁判,而不是国家官方的法庭”,庙宇“拥有对小事的审判权,并且往往独揽了各式各样的诉讼,只有牵涉到国家利益时,政府才会加以干涉”;当然,“政府对这种非官方的自治权并不总是采取一种自由放任的立场。’,而到了现代,尤其到了1949年以后,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建立起了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力模式,另一方面,将社会主义的政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基层社会,包括在乡村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控制机制。这样国家在组织形式上通过单位制度将个人纳人行政框架,个人成了高度的“组织人”;而在农村农民变成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里的社员,实际上社员同城市里单位里的人员一样都是“组织人”。这种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体制,不仅使社会丧失了应有的独立地位,阻碍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亦使国家膨胀变形,影响了其自身应有功能的发挥。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实质就是社会的萎缩,乃至近似事实上的消失,按照市民社会的有关理论来说,即是市民社会的萎缩、消失。票证制度的出台,表征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表明的是社会(或民间)的被侵袭、被蚕食,即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性控制。

当然,分配是按照不同的身份来进行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讲身份的社会,全体公民分为三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干部身份、工人身份和农民身份,它们的差别不仅反映在政治方面,而且集中于户籍、就业和福利待遇等方面。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身份对个人的命运和前途有着很大的影响。“改革开放前的身份制(或说准身份制)不仅具有‘阶级成份’和‘家庭出身’的政治含义,而且具有职业划分及由此而决定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要内容—这种身份对个人的消费资料和社会福利的分配及社会地位发生重要影响”。人们与国家的关系如同家族的关系,是一种人身依附的关系,这有悖于现代社会之精神:契约关系。从社会关系上说,人类社会之进步在于如英国历史学家梅因在其《古代法》一书中所提出的“社会进步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票证制度就是这种身份制与人们对国家、政府的依附关系之体现。,同时又是它在消费领域中的一种保证。显然,票证制度与现代社会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打破了身份制后的中国社会,必然要摒弃那束缚着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生活多年的票证。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票证 日常生活 自由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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