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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国媒体曾这样形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这是被纪律驯服成绵羊的人们组成的一座蚂蚁山。这句话精准的描绘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图景:掌控一切的公权力将每个国民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螺丝钉”。随着邓小平时代的到来,自我克制下的公权力逐步退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国门日益打开。得到思考和交流权利的每一个中国人从“螺丝”慢慢还原成活生生的“人”。这个国家和它的国民在发现自我的同时张开双臂拥抱整个世界,造就了今天这个五彩斑斓的中国社会。【网友评论】

 
 

1983年的预言:现在也许是超前的 但20年后人们就不会这么看了

北京某大学王姓、余姓两个女生,光天化日下在八一湖脱了衣服裸泳,83年“严打”中这名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及裸泳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判决,她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后人们就不会这么看了。历史不幸被她言中,20年后的今天,尽管性自由仍未被主流社会道德接受,但人们对性行为已宽容多了,流氓罪被取消,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不是聚众共淫,连犯罪都算不上了。【详细】

 

凭票证获得物资的时代

电影都是政治宣传工具

资料统计显示:1962年上海凭票供应商品从此前的8种增加到62种。包括粮票、糕点票、糖票、油票、肉票、盐票、肥皂票、火柴票等等。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票证去购买。全国各地发行的粮票互不流通,出门要换取全国通用粮票,全国通用粮票的发行是受控制的;农村的人想出门就更困难了。【详细】
那时候,严格来讲,咱们中国已经没有娱乐活动,所有的电影、小说、音乐等等都是为了教育而制作的,而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娱乐消遣而准备的。我们后来说到电影的内容时,都用一句话给概括了,“反正都是讲阶级斗争的”。到后来,看电影成了政治任务,工厂组织工人去看,学校组织学生去看。【详细】
思想改造运动中,茅以升曾在《我的检讨》中给自己扣了英雄主义、技术观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保守主义等13顶帽子。邵燕祥总结,大字报和批斗会,“打蛇打七寸”,竭力要让被批斗者承认的,就是“反对毛主席”;被批斗者知道要害所在,坚守的最后防线,也就是“从未反对毛主席”。【详细】
 
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变迁
 

“蓝蚂蚁”曾是外国人的映像

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已经在报道中写道: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6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陷入纪律的罗网中了,他们越来越柔软、顺从,最后变成一群绵羊,或者说,一座蚂蚁山。” 【详细】

 

“乌托邦”与“另一个世界”

1966年初,法国《十字架报》报道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中国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全中国都处在一种严守道德的气氛下。那里不再有纵欲放荡的娱乐场所,不再有引人堕落的因素”。
    70年代中期中国形象开始“恶化”,从经济角度,“三年自然灾害”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神话,文化大革命真相暴露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神话。 【详细】

 

“崛起”与“进步”

外国记者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事物,一夜之间遍布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两度成为《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被毛泽东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崩溃、精神荒芜的中国,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将中国建成一个相对现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国家……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有可能是的资本主义道路。”
    “现在的事实是,中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他们相信,辛苦的劳动会将他们引向一个更好的未来。”——前《纽约客》记者海斯勒【详细】

 
 

改革开放初中国人的形象:穿同样的蓝色衣服痴呆的看世界

70年代中期中国形象开始“恶化”,从经济角度,“三年自然灾害”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当《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第一次到中国时,他感觉进入了奇异陌生的世界:一堆一堆的人群,穿着同样款式同样蓝色的服装,骑着自行车,用好奇痴呆的眼神盯着外国人看,说话像一连串刺耳的尖叫,吃竹笋与虫子,喝烧酒。三周的旅行“彻底医好他对这个‘中央王国’长久的爱慕症”。【详细】

 
 

邓小平: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 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在《邓小平文选》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话:大意是,我们搞了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可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我至今还记得一篇上世纪80年代时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的谈话记录,遗憾的是它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里。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对这于段话,我非常的欣赏,最后一句话尤其精彩。 【详细】

 
第一位个体户温州诞生:
带动个体工商户发展大潮

章华妹仔细端详了这份期待了很久的营业执照——姓名:章华妹;地址:解放北路83号;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工商证字第10101号,编号上盖着一枚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鲜红印章,也意味着她成了“全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1980年的温州,似乎连空气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化学变化”。在章华妹领到了中国第一张个体户营业执照后,整个温州乃至全国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81年底,全国城镇个体工商户发展到185万户,从业人员227万人,比1980年的从业人员翻了一番多。 【详细】

引进外资700多亿美元:
为经济建设解燃眉之急

1979-1984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仅40.1亿美元,对外借款额为130.41亿美元;1985-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为209.54亿美元,对外借款额为395.2亿美元。表明这一时期我国主要是通过对外借款来吸引外资,FDI在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由于对外借款无法解决资金利用效率和技术引进的问题,因此这一阶段我国属于低效率的利用外资。但是这一起步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功不可没,在当时资本严重短缺的情形下,可以说外资的进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解了燃眉之急。【详细】

票证退出日常生活:
生存不再依赖于政府供给

在今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不再有各种购物时所需的票证了。只是在人们的抽屉中偶尔才能翻捡出肉票、火柴票、肥皂票、香烟票、酒票、粮票、布票、油票、煤球票诸如此类的票证。在票证制度之下,没有票证就意味着割断了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也就是失去了生存或生活的一种可能,因为当初国家控制着绝大多数的资源,单位与个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掌握的资源,只能依赖于国家与政府的分配和供给。人们的生活中再也不会出现有肉票才能购到肉,有粮票才能买到米诸种情形了。【详细】

 
 

科斯:多元经济带来最强推动力 劳动者潜力的发挥创造奇迹

在80年代初期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过程中,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与坚韧的市场力量,与此同时国营经济却几乎在原地踏步。四种“边缘革命”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在政府所掌控的范围之外爆发。尽管在现实中有着众多的阻碍和政治歧视,中国农村地区的农民和城市中的无业居民迅速将他们获得的经济自由转化为企业家精神。逐渐壮大的非国营经济逐渐成为80年代以及之后经济增长最强劲的推动力……中国的关键优势来自她所拥有的13亿进取、努力、不屈不挠的人民。如果劳动者不能自由地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商机、自行创业、参与自由竞争,即使他们受到了高等教育,也不能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潜力。从改革的开始阶段,中国已经为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和鼓励创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详细】

 
三大经济改革——80年代的急智
 

包产到户影响巨大

在80年代初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中,包产到户可能是当时最具争议的一个。80年代以前,包产到户曾两度遭到否决。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包产到户不仅发生过,而且救过许多人的命,但不久就被作为一种异端被“纠正”了,几乎所有支持包产到户的人,从高官到基层干部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个人代价。
    到了80年代这一次,直到1981年,对包产到户持怀疑态度的人还很多,不仅高层有,而且在机关干部、学者、城市职工以及农村基层干部中也占相当多数,甚至连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也顾虑包产到户会影响社队企业收入。【详细】

包产到户出奇制胜  

如果我们把改革,把经济发展理解为一个集体认知的过程,包产到户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一大贡献,就是决策者的分权改革策略获得成功。这个经验增强了中国改革的信心,也提高了中国集体认知的能力。包产到户还加速了农村市场的恢复,改善了当时的城乡收入分配。在这个过程中,缩小了发达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也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详细】

地方财政包干意义重大  

以地方财政包干的方式实行财政分权,达到了以分权来推进改革的基本目的,因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引入了市场激励,减少了反对市场化改革的阻力。财政分权提供了地方之间在制度安排方面的竞争激励,但是,在政治现实的约束下,这种导向也有很大的扭曲。最大的就是不得不偏向财政供养人口和城市居民。【详细】

从三来一补到大进大出  

80年代参与改革的人,对于中国外向经济再乐观,恐怕也不可能想到当年东莞的三来一补,竟然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发端。任何一个熟悉发展经济学的人,都很难想象,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会把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提升到超过70%,外汇储备超过万亿美元,双顺差长达十几年,并且欲罢不能。海外资本大量进入中国直接雇佣农村廉价劳动力,改变了中国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的博弈格局。 【详细】

 
 

邓小平: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要求安定团结,是不是会妨碍百花齐放呢?不会。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这完全是歪曲。【详细】

 

崔健唱出自我觉醒

进口电视剧让民众看世界

《一无所有》在当时不啻为一声惊雷,诞生出“我”的概念并立即开始在当时的青年心中激荡,在长久的革命歌曲和“红色经典”中,“我”的个人主体被忽视,“我”只是一个集体性的归属,正是《一无所有》中的“问个不休”的“我”才宣告了个体独立意识觉醒,让淳朴自然个人表达找到突破口。【详细】
从1980年起,我国开始引进外国电视剧。当时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等引起了轰动,奇妙的异国风景和不同的穿着打扮等新鲜元素,让老百姓十分好奇,并沉醉其中。港台电视剧《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让人们热血沸腾不只是剧情,更是一种发自心底对生活的热情。【详细】
发源于成都的都市报,大量的具八卦色彩的社会新闻,各种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热点,狗仔队替你侦察,争夺读者的手法也五花八门,知道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成了都市报赢得市场的制胜因素。改革开放前,媒体被政治力量作为工具控制,进入80年代作为纯政治工具的媒体开始实行企业化经营。【详细】
 
 

经济多元带来文化多元 现代社会并不只有一种色彩

经济基础的多元化,它不仅带来了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多元化,而且带来了价值观念与文化形态的多元化。这已为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所证明。 回顾文化发展的历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发展,往往出现在权力多元、社会解构或权力开明、政控松驰的开放时期;百卉凋零、一花独放的一元僵滞,往往出现在政权一统、社会板结或权力专制、政控严酷的封闭年代。多元化的学术思想、文学形态、艺术风格,它们的繁荣与发展,从来不是历代统治者强势推动的产物。【详细】

 
1978-1989文化启蒙的年代
 

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此前,北京作家刘心武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上发表了《班主任》。稍后,王亚平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由此,“伤痕文学”的三驾马车悉数登台。而揭露“文革”对于人们心灵的扭曲,“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一批文学作品,也因为卢新华的《伤痕》获得了冠名。 【详细】

新时代诗歌  

诗人北岛和芒克、黄锐一起创办了民间刊物《今天》,由此,“《今天》派”诗人登台亮相。在另外一些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那儿,朦胧诗代表一种新的“崛起”。即使现在读来,不少朦胧诗人的诗作仍深具魅力。在当时思想解放、人性开放的启蒙思潮和时代背景下领风气之先,获得了巨大声誉。 【详细】

话剧空前繁荣  

1979年3月,北京作家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由陈白尘的《大风歌》、崔德志的《报春花》、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先后上演,这些话剧解放思想,面对现实,揭露社会矛盾,深受观众喜爱。使得话剧在解放以后,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期。 【详细】

港台文化风靡全国  

随着国门打开,港台歌曲、“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一起进入大陆。邓丽君的歌声传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80年代中期以后,琼瑶、金庸、梁羽生、席慕容、三毛等港台作家作品进入大陆,并对大众产生巨大影响。【详细】

 
 

邓小平: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详细】

满城都看萨特加缪:
创造“最后的文化人时代”

当年译介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哲学引起的热潮。1985年到1986年,拥有和看过萨特、海德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等著作的大学生比例高达80%。《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4日还刊载过一则消息,说北京街头的书摊上,摆满了各种哲学书籍,书贩吆喝时,嘴里都喊“李泽厚、弗洛伊德、托夫勒……”这股从知识界刮起,并在高校形成,波及整个社会的风潮,在有些论著中,被称为“最后的文化人时代”。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为反思中的问题提供某种可能的答案。 【详细】

蛇口风波激荡全国:
两种人生价值观的正面交锋

1988年1月13日晚上,深圳蛇口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三位来自北京的教育专家和蛇口近70名青年出席了这次座谈会,会上,蛇口青年就人生价值观念等问题,与专家展开了激烈论战。蛇口青年敢于提出意见,与三位权威进行思想碰撞,甚至发生激烈辩论,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说明双方对生活的理解、对事物的看法乃至人生观、价值观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观念的矛盾在当时的社会里普遍存在,但“蛇口风波”将这一矛盾事件化了。 【详细】

“文化热”风靡一时
借用文化批判现实政治

因为不好直接抨击政治、政党和政府的责任,就只好让文化和传统为我们“还债”,就像“伍子胥鞭尸”一样,“绕过政治险滩去安全地鞭挞祖宗”。“文化热”中研究文化史是中心领域,李泽厚不仅那三部思想史论在当时影响极大,《美的历程》那样的通俗文化史加艺术史读物也风靡一时。余英时那部《士与中国文化》成为很多学者的案头读物,主要原因是它对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士)精神的反思产生了巨大影响,可见那时文化和历史批判很有力量,文化史领域处于政治文化聚光灯下。【详细】

 
 

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后第二次思想启蒙

有学者将这10年称为中国继“五四运动”之后,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的10年。这一过程主要由两大运动组成,一是由官方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志在为经济改革提供一个比现行体制较少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二是一场民间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从一开始便掌握在民间知识分子手里,他们利用官方开启的思想解放空间,从事着启蒙思想和开启民智的耕耘工作。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候,都是要经过一个思想的现代化,只能称为“人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启蒙运动这个思想现代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1980年代正是完成中国“五四”启蒙运动没有完成的任务而发生的。 【详细】

 
国人社会心态渐趋开放多元
 

与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相一致,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在发生着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和跃升。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延续了30多年,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又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详细】

理智而成熟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而成熟,他们的社会心理承受力将进一步提高。人们对改革进程不再抱以盲目的乐观态度,问题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素养,并且学会了参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地看待问题。尽管在目前的大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与政府对各种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提高有关,也与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提供一定限度的心理舒缓和社会支持有关,但中国人社会心理承受力的提高同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详细】

开放和多元  

他们对各种外来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的接受能力也不断提高。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折过程。和1840年的被动开放不同,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十分高涨,中国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对外民族的文化接受形成了相映成辉的局面。 【详细】

主动和积极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主动和积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在世界主流国家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对国家的未来也越来越充满信心。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和壮大。他们精神生活的全球化特征日渐明显,风险意识、环保意识、诚信意识、平等意识、公共服务意识及对他文化的宽容意识逐渐养成。 【详细】

改革开放走向多元化

向外学习和成长的本土资源

多元是繁荣之奥秘

柯雷认为,现在中国的学术氛围比以前更开放、更健康。1986年在北大中文系旁听课程时,他在课上举手向老师提出不同意见,还站起来与老师争论,结果被视为严重的“课堂事件”。时隔20多年,中国的情况已有很大改观。这几年我在中国大学讲学时,课堂上经常有激烈辩论的场面。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在道德伦理方面发生了深刻改变,很难用好或不好来形容,反映出社会的多元化。 【详细】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中国至少在过去30多年非常成功,进步非常明显,而推动这种进步的,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国复制了西方模式,而是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向西方和东亚模式学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成长的本土资源”(native source of growth),像政策制定,中国是在学习,却是以自己的方式在施行。现在,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正在迅速现代化,这可称之为“现代性竞争”,即不同国家在追求具有不同特征的现代性。【详细】
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的心对待不同声音,我们的社会就不会就此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且在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详细】
社会多元结构中的不同阶层对政府和决策者提出的要求就是怎样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加以权衡做出选择,并尽量保证社会正义与分配公平。现代化的经济结构需要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与之相辅相成,我国社会结构的滞后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解决这个问题,学者萧功秦提出的方向是发展公民社会。 【详细】
 
 
国人社会心态渐趋开放多元
 

许多具体的改革促进了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转型,并且在无意识中容纳了变化。 【详细】

从僵化到“多元一体”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原来被高度钳制的状态不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元指导思想”前提下多元文化并存的包容框架。 【详细】

“双轨诱变”的阶层分化  

原有的阶级社会结构“由‘三明治’变成了‘千层饼’,分化和组合出了许多新的社会利益群体。”政治系统容纳了阶层分化这个事实,还基本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详细】

比较自由的社会流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弃了那种身份等级体系,社会流动渠道逐渐开通,新的社会流动模式开始形成。 【详细】

在今日中国,你可以提出要回到毛泽东时代,也可以呼吁追求自由,都不会因为一点异议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走向多元化的社会必然拥有的宽容。邓小平时代融化了一元社会,造就了如今百花齐放的的中国。沿着这条路向前,一个公权力谨守自己的边界,各种社会元素在法律的框架下自由竞争的多元社会,才是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三十年前,我们解放了自己,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更应明晰——未来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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