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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大讲堂: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

2011年03月14日 05:59
来源:凤凰卫视 作者:世纪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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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它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的第二年,用立法的形式通过了一个《容忍法》,就是国王要容忍自己治下臣民保持与他不同的宗教信仰。那么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大部分都是什么,宗教生活的时候允许不同的宗教信仰,实际上就允许不同的精神选择。所以1688年以后经过这场革命他们马上制止革命的野马撞倒拦绳,撞倒栅栏冲向文化领域。就是革命迫不得已在政治领域发生波及到社会领域,但是不能进入到第三阶段进入到文化领域。

美国革命呢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美国革命它最意味深长的是什么?它不是在思想领域里发生,它不是在社会财产关系领域里发生,它仅仅是一场政治上的变动。政治上的变动非常深刻,以至于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人类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什么?共和国,第一个以成文宪法建立的宪政秩序。但是美国革命在1787年宪法以后的第一个宪法修正案就规定:议会无权制定干预公民精神信仰的法律。那美国革命几乎是0.5场的革命,它比英国革命来说它只有政治革命它连社会革命都没有,更无须谈文化革命。英美的革命它们内在有不同的地方,但如果找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只能有政治革命不能有文化革命,而且是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下来,文化不能碰。

那么法国革命呢,俄国革命就不一样了,法国革命我们知道教科书告诉我们三阶段。1789年到1790年第一阶段,所谓大资产阶级执掌革命领导权的阶段,充满妥协,不彻底。第二阶段那么比如说就是吉仑特派这个阶段,也是不彻底,也是妥协。最彻底最富有革命的不妥协精神的是1793年执政的雅各宾专政,雅各宾专政到1794年嘎然结束,整整一年。这一年雅各宾党人称自己比前两个阶段激进、彻底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把革命的手伸向了人们的灵魂,伸向了人们的精神王国,所以雅各宾党人称自己这一年有一个最好的说法,他们称自己执政的这个阶段叫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你看在中国人搞“文化革命”前的二百多年,法国人已经搞过文化革命了。甚至于有些文化革命的性质和我们1966年“文化革命”的这个性质非常接近,比如说要强迫人民改变宗教信仰,那么革命所到之处老百姓开始改自己的名字。我们这个“文化革命”的时候大家改名字,改名字啊,张为东,李为青,毛为彪,他们那边也改成革命性的名字。路名改了,把比如说东郊民巷要改成反帝路啊,反修路啊,他们也改路名,改地名啊。扑克牌上的四个老人头,我们“文化革命”的时候也改啊,改成革命的符号。二百年前法国人就做过,也改过。那么法国人那个时候认为自己为什么是大革命不是小革命?大就大在什么,它把革命从政治进入到社会,从社会引进到文化。他们认为没有社会革命无以保障政治革命的胜利成果,没有文化领域里的灵魂革命无以保障社会领域里面取得的成果,这是法国革命。

俄国革命也是啊,俄国革命我们现在只记得的是打东宫政治领域,实际上俄国人到后来就是搞得天翻地覆也是文化革命。那么这场“文化革命”留在我们政治文化里面的一个残余的符号,我们今天学校里面的老师们习焉不察还是用的,我认为这个符号是最反动的一个符号,就是天天年年都要说的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认为没有一个职业是可以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除了中世纪的教士,把中世纪色彩如此浓厚的一个口号,延伸到俄国革命来,这本身就证明俄国革命误入歧途了。

那么这两场革命它们根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两类型的革命,前一个英美类型的革命,是走出中世纪的革命。走出中世纪的革命它要求的是政教分离,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政教分离,这个是中世纪和现代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根本的差别之一。那么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我后面讲到的中国革命,它一个误区在哪里呢?它是以与传统决裂的形式,最大规模的复制,它要为之决裂的那个传统当中最不好的部分。最不好的部分是什么,政教合一。以革命的手段,现代化的面貌,来恢复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就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乃至我们中国从“五四”以后,几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文化革命理想的核心。

那么我讲清楚世界近代史上两种类型的革命以后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中国的选择。我认为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8年“戊戌变法”这个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英美为师,那么逐渐地朝我们器艺不如人,船坚炮利不如人,逐步地认识到,所有的差别关键是制度的差别,这样才有“戊戌变法”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那么“戊戌变法”变的什么,就直指制度本身了。那么这场变法失败,失败并不说明什么,此前追求方向的错误。我认为从1840年到1898年这个将近六十年,一个甲子,里面知识界的追求是正确的。后来是怎么走向岔路的呢?

一,梁启超逃亡海外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他不是就是把这一场失败,就是指向比如说康、梁集团的,政策上的、政治上的一些幼稚、操切、失误,而是大而化之这些,把它归结为是整个民族国民气质的差别。就把一场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实际上是人谋不臧,归结为整个民族都要一起负责任的是什么文化问题。梁启超的作品到今天我都非常欣赏,但是我最不能同意的就是这一点,他是“戊戌变法”之后,用文化原因总结一场具体的制度创新失败的第一人。梁启超之后那么就有胡适,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1917年7月张勋复辟的这个消息捶胸顿足说,这次回去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回来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就是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这样才有“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当中涌现的就是一个闯将就是鲁迅。鲁迅从日本回来,以后他一辈子就是信守他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提出的信仰,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民性问题,要改造国民性。那么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周围呢,逐渐的形成了一些左翼的青年,这一辈子都是信仰鲁迅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条,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关键就是在老百姓的国民性格。所以你看“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个急剧的转向,它转向转在哪里呢,结束了此前八十年中国知识分子以英美为师的这种制度选择,以俄为师的一个文化改造。这个文化改造呼唤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一二九”一代,还是此后就是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这一代,乃至于1949年以后,五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这一代,这些知识青年当中的非常优秀的成员,之所以参加革命,之所以拥护革命,关键的一条,这场革命有改造文化,改造灵魂的这样的一种魅人的美学光芒。

这样一来呢,所以到了1966年毛泽东就是悍然决定发动“文革”,除了当时具体的政治原因,他认为大权旁落,要把落到刘、邓手里的政治权力拿回来之外,这当然是应该否定的,除此之外你不能否定的就是,毛泽东实际上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化理想在发酵,毛泽东是“五四青年”啊,他“五四”那代饱吸着从胡适到鲁迅这些文化大师灌输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兴盛不在于制度,而在于国民的文化,国民的性格,所谓的国民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毛泽东并不是因为背叛了“五四”的理想才发动了“文革”,恰恰是他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才发动了“文革”。现在我们知识界来否定“文革”是有必要的,但是却在否定当中切断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脉络,我认为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且是妨碍了我们对“文化革命”这场惨祸的历史深思的。

你们想想毛泽东总结自己一生,他居然就把发动“文革”这一件事情和打倒蒋介石这件千难万难的事情并举,而且他明白打倒蒋介石这件事情是拥护的人多反对的人少,而后面的这件事恰好相反,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他为什么这样念兹在兹,看中自己的“文革”呢,他认为这才是他一生追求的最终理想。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革命 五四 鲁迅 国民性 改造 社会主义 毛泽东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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