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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化转型研究

2011年03月14日 01:57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 作者:杨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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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中国共产党集中精力于百废待兴的实际工作,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政策相对低调,基本上是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社会大众中反对和批判被认为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组织相关人群学习、熟悉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达到首先在政治上认同或拥护共产党的目的;并且强调目前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要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建设的新民主主义方针区别开来。当然,对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清理和批判,不可能不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应用。如前所述,批判需要“武器”。最初,执政党主要是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提倡和鼓励学习马列主义,但尚没有“任务”的钢性。所以,一些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仍能公开宣泄,如北大教授罗常培提出,共产党的政治学习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毫无二致:“我过去是专门研究学问的,现在,将来也希望如此”,“过去我不愿意接受国民党的党训,现在,我希望共产党也不要强迫我‘学习’。”③

进入1951年后,情况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此时,新政权在全国已获初步巩固,革故鼎新的各项实际工作已步入轨道。马克思主义作为新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开始落实。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各级党委宣传部的职责之一,就是领导和推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对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同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并严厉批评和质问一些共产党员学得的马克思主义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惊呼,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④。这场批判对新中国文化界震动巨大,其深层意义在于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研究和评价一些历史人物、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艺创作和进行文学批评的问题。批判昭示了新的文化评价标准和文化发展趋向。一种文化产品只有能够经受住马克思主义的检验才会适应新国家的要求,否则难免犯错误,甚至已经犯错误而不自知。

如果说批判《武训传》是通过对某个文艺作品的评价表明中共确立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决心,那么,同年5月23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则明确了“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他的讲话依据政治上敌、我、友之分指明思想战线上肃清与批评的对象: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批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体系”,即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地位,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的胜利⑤。此后,在全国范围的政治学习与政治教育中,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与普及,对各种被认为是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渐渐多起来。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运动中,学习马列主义以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构成重要内容。

从1952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正式公布。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决策,对思想文化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看来,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顺利完成需要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积极配合。思想文化战线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一翼,必须起到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发展,帮助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逐步完成的作用。既然社会主义革命从理论上讲是以资本主义为对象,既然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更是顺理成章了,彻底批判和清理资产阶级思想更无可顾虑、无可犹豫地进行了。1954年后连续发动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等,撇开其具体评价不论,可以说都是上述指导思想的体现。在批判的高潮中,中共中央于1955年1月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3月又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出:为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⑥

自1951年开始,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到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宣传和普及可以说一浪高过一浪。以地区而论,它是全国性的,同时又以城市为显著;以社会群体论,它是全民性的,同时又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重点。学习和普及的方式灵活多样,有集中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培训,如各种革命大学、军政大学、训练班等,也有业余时间的学习和培训,如各种夜校、学习班等,有固定时间的政治学习,也有结合重大运动和方针、政策的贯彻而临时安排的学习。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要求也不同,对于普通农民、工人,主要是结合土地改革、贯彻婚姻法、合作化、企业的民主改革和所有制改造等运动,向他们灌输阶级剥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男女平等观念,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启蒙。对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则要求进行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包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毛泽东的主要著作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等。

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确立过程中,分布于不同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术骨干队伍的作用不可低估。如哲学界有艾思奇、李达、杨献珍等;历史学界有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经济学界有沈志远、许涤新、王亚南、王学文、洛耕漠、千家驹等;文艺界更有一支颇具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队伍。这些专业队伍在研究、诠释、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专业问题方面起着向导和示范作用。没有这支专业队伍,文化转型就会浮在表面而难以深入、持久和定型。

二、转型的动力机制之一: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体角色,决定了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重建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化转型既然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石为指导,那么,就必须让知识分子逐步接受和服赝这一理论。实际上,在1949年到1950年的所谓“学习年”中,执政党已经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从当年文献和日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对中共并不了解,但抱有同情。其前提是国民党太腐败太令人失望,那么推翻国民党的政治力量便是值得期待和肯定的。况且,新政权建立之初所表现出的励精图治精神和短期内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是那样的显著和惊人。另外,不能忽略的是,新政权意味着新机会,因而努力理解和响应新政权的政策和要求,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自然是一种理性选择。当然,也有些对共产党有所了解同时又有着浓重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期待新社会的同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思想与政治统治前景感到惶然、茫然。因为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一直是他们价值观中的神龛。当然,民族复兴与国家强盛同样在他们心目中享有神圣的地位,并在很多时候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而推翻腐败旧政权的新政权无疑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自由知识分子虽然心仪美、英的政治制度,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弊端特别是贫富差距却也早有认识。“十月革命”后,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认为在中国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应该是苏联的经济民主加英美的政治民主。这种看法,我们可以在张东荪、梁漱溟等人的著作中读到。这种认识的幼稚性自不待言,问题是这种看法很可能在他们的心理深层起着缓解与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紧张、冲突作用,起着促进认同新政权的作用。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新的人民的文艺 文化转型 新民主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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