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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社会心理90年代进程

2011年03月13日 21:38
来源:开放年代 作者:石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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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策与建议

(一)大力发展经济,满足社会成员对幸福生活的要求

“水可以载舟,又可以覆舟”。如果将民众比做水,那末推动水活动(载舟、覆舟)的动力则是他们的社会要求。正视、承认并迎合、满足这些社会要求,即是社会、国家的最基本职能和目的,又是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90年代前期,我国社会成员最强烈的社会要求是生活富裕,美满幸福,为此强烈地希望增加收入(金钱),改善住房,获得理想职业。而这些要求的满足,需要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这又要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组织的活力。

首先,改革应该坚定不移,不能中途停顿,更不能后退。停顿和后退不仅会使人们的要求满足受挫,还会打击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任感。

第二,选择最有效率的经济形式,在政策上鼓励这些经济形式的发展,使人们由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社会的发展感和良好的前景预期。

第三,目前改革已进入“瓶颈”阶段,国有企业久攻不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新的思维和观念创新,需要新的战略措施,也需要更大的勇气。这是对改革者的最大考验。如果就此停滞不前,人们会对政府的决策能力产生怀疑,增加不满。

第四,在改革的深化阶段,改革成本大大增加,并且越来越多地“分摊”到社会成员个人身上。为适应人们的承受能力,减少对成员利益的损害和对改革的阻力,在尽力降低成本的同时,应该合理分配成本。原则上应该是在改革中获益越大者(如企业经营者,私营企业主)所负担的成本也越大。目前大部分成本由社会弱者来承担的现象是不合理的,也是不人道的。

(二)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推进经济领域变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 否则现有的政治体制就会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 进入90年代后,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社会成员对自由、平等、民主、参与的要求也在逐渐发展,行为的效能感趋向于增强。他们希望以自身能力对社会、对政府产生影响,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把握自己的命运和未来。面对这一“潜流”的发展,国家应该选择和提供适当的制度化的政治形式,迎合和满足民众的民主要求,使他们感受到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感受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增强前进的信心,并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坚定的,而行为应该是稳妥的。在传统中国,面对民众的民主要求和参与愿望,统治者往往一相情愿地“掩耳盗铃”,漠然处之。当民主参与要求形成势头后,又进行压制、打击,绝对不向民众要求让步。在这样的做法下,民众的外部行为尽管可能减少,内心的不满、压抑、愤怒却会逐渐增加。待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如火山爆发,形成极端的“大民主”,导致社会的动荡和政府的飘摇。历史的教训应该得到吸取。

(三)倡导和建立新的社会规范

90年代社会心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原有的规范意识趋向淡薄,新的规范意识形成缓慢,因而越轨行为增加,社会行为无序。自主自由要求的发展,功利倾向的增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对金钱崇拜的增加,均成为淡化规范意识,冲击社会规范的推动力。

人们在冲破传统社会规范的同时,也在呼唤着新的社会规范。例如,出租车司机们一方面在坑骗乘客,另一方面则抱怨交通警察的手“太黑”,谴责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这表明,这社会上存在着建立和维护社会规范的要求和力量。问题在于,如何迎合这种要求,利用这些力量。

市场经济的社会不能照搬原来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也应该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变革而变革。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主体逐渐形成,主体利益逐渐分化,再沿用计划体制下的“螺丝钉精神”和“一心为公”口号,已经难以适应。这种情况下,应该提倡对他人权利的尊重,提倡在争取自己利益时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提倡给人以“人的对待”的人道主义。同时,行为规范应该从政治化走向道德化,道德规范应该日常化,职业化。职业道德建设应该成为今后一个时期行为规范建设的重点。

在我国社会中,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力量主要是外在的,例如熟人监督、组织管理等。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社会流动增加和人际陌生化,过去的规范和约束力量正在减弱。这成为社会行为无序的原因之一。在新的情况下,应该寻找新的、更有效的约束力量。例如,采取国外流行的行业协会和职业协会的形式,建立相应的中介组织,以控制和颁发从业资格证书吸引人们参加协会,以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约束会员的行为,以取消从业资格的压力,迫使会员遵规守法。

(四)关注社会情绪,缓解社会成员的心理压力

社会情绪是社会成员对自己与社会关系的反映。它既是社会成员自身生活状况的主观指标,也是社会运行状况和社会矛盾状况的主观指标。我国社会成员的行为富于情绪性,很多消极行为和极端性行为均直接导因于社会情绪。因此,关注社会情绪的状况和变化显得十分重要。

社会情绪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且在同类刺激的作用下具有累积和“加和效应”,即由数种社会刺激分别引起的较微弱的社会情绪,可能相继累加在一起,成为较强烈的情绪体验,导致较强烈的社会行为。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进入90年代后,尽管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生活不满感、生活压力感和不良前景感却增强了。这些不良情绪尽管可以转化为工作行为的推动力,但也可能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导致不良的社会行为。这方面的态势,就象人们手中把握的几万亿存款随时可能导致金融风潮一样。

为此,社会和政府应该采取适当方法,缓解社会成员的不良情绪,释放人们的心理压力。除创造条件满足人们的社会要求之外,还应制定一些其他措施来治标、治本。在人们不满的对象中,最为强烈和敏感的是官员的腐败,而且一些成员已经对消除腐败失去信心。所以,整顿吏制,消除腐败,公开惩办贪官污吏,是“大快人心”,冲淡不良情绪,避免极端行为的重要措施。同时,融洽干群关系,增加感情沟通,开展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推动心理咨询等,也会产生应有的效果。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社会成员 1983年 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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