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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社会心理90年代进程

2011年03月13日 21:38
来源:开放年代 作者:石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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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奉献与索取

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个人与群体、社会关系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单位从国家这个“大企业”中分离,成为自主经营、自主活动的主体。个人从单位中分离,由从属关系变为契约关系,成为自身劳动能力的主体。由此,人们处理与群体、社会、国家关系的行为取向也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1.“完全贡献型”的人逐渐减少、2.“偏重于贡献型”的人逐渐减少、3.“交换型”的人逐渐增多、4.“偏重于索取型”的人逐渐增多、5.“完全索取型”的人逐渐增多。

在1994年的时间点上,在关于行为取向的自我报告中,人数最多的是“交换型”。这表明人们更多地把自己与群体、社会的关系理解为交换关系。在对他人的评价中,人数最多的是“偏重于索取型”。这表明人们在实际行动中力求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两种取向,均与人们在市场交换中的行为特点相一致,即:以等量支出获得等量收益,以较少的支出获得较大的收益。

(三)义理与功利

历史上,我国社会成员重视义理,轻视功利。在本世纪50到70年代,这种行为取向依然存在。当时典型的表述是:“要算政治帐,不能算经济帐”,“警惕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80年代后,社会进行改革。在冲破束缚前进的条条框框时,也冲击了传统的道德规范。思想解放运动和自主自由要求的增强,使人们越来越漠视约束自己的义理观念。市场经济的推行使富裕和金钱成为追求中心,义理则降为次要地位。进入90年代后,这种趋势在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中进一步发展,人们在追求价值目标时,倾向于采取眼前最有效、有最大收益的行为,而不考虑对他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对自己长远利益的影响。这方面的典型表述是,“只要目的正当,怎么干都行”,“只要能赚钱,什么手段都可用”,“为自己利益,采取任何手段都可以”。

功利取向的增强和对义理的淡漠,使人们无视道德、廉耻、规章和法律,随心所欲地行动,因而导致犯罪率提高,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大量增加。即使在塑造灵魂的高等学府,也出现越轨行为的屡禁不止,考试作弊、盗窃、旷课、打架、未婚性关系等违纪率逐渐上升。

四 社会情绪

(一)人生感受

人生感受是社会成员对人生境遇和生活质量的总体性情绪体验。以青年为样本的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对人生的感受在总体上是积极的、向上的。其中,感觉最强烈的是未来“充满希望”,其次是人间的“温暖”,其余依次是世间和未来“光明”、自己和社会在“向前进”、“风华正茂”、人生“充实”、“欢乐”、“喜悦”、“满足”,最后是“一帆风顺”。在相反的感受中,除感到不满足的人数较多之外,其余如绝望、冰冷、暗淡、倒退、老气横秋、空虚、痛苦、悲伤、中途受挫等均较少,或者说较弱。概括起来说,人们对人生感受最乐观的是良好的发展前景,其次是现实生活的丰富和愉快,最后是对过去生活回顾中的顺利感和满足感。

(二)满意感

满意感是社会成员对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与自己的社会要求和期望标准之间关系的情绪性评价。90年代,人们满足感方面的基本状况如下:

在生活满意感方面,以北京市民为对象的调查结果表明,多数人感到满意或比较满意,但是随时间发展,感到满意的人数在减少,满意程度在减弱,不满意倾向在增强。

在收入满意感方面,以北京市民为对象的调查结果与生活满意感相近,并且满意的下降程度更大一些。

在职业满意感方面,以上海青年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感到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在25—55%之间,随时间发展,满意程度正在提高。

在国家政治状况满意感方面,以北京市民为对象的调查表明,多数人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但不满意倾向在随时间发展增强。

(三)压力感

90年代的人生活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不断变动,失业和职业不稳定,收入不稳定,物价上涨,前景不确定;改革处于深化阶段,改革成本逐渐“落实”到社会成员个人身上;所受到的社会刺激众多,对生活和发展的需求逐渐增长,而现实条件与之反差较大,要求满足的可能性不确定。所有这些,均给人们的社会心理造成了压力,使人们感觉到有无形或有形的阴云飘浮到自己头上,急于摆脱而又无能为力,时时紧张而又没有缓解出路。

所以,随时间发展,社会成员的压力感增强了。1995年以北京市民为对象的调查结果表明,报告心理压力比以前上升的占到79.8%,感到压力没有变化的占10.7%,报告压力下降的只有5.6%。而且, 心理压力似乎与生活水平的升降没有直接关系,无论是生活水平下降者、没有变化者还是上升者,均感受到压力的增强。不同学历者相比,大专学历者感受到压力增强者最多,其次是中学学历者和大学本科学历者,小学及以下学历者感到压力的较少。这似乎表明,人们的生活压力感与自身的生活境遇和对外界压力的感受性均有关系。

(四)前景预期

在生活水平的变化方面,社会成员对未来的预期并不乐观。对北京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预期未来生活水平会“有提高”的人数在随时间推移减少,强度值也在下降;认为未来可能“没有变化”的人数,和未来“生活水平会降低”的人数,则有较大比例的增加,强度值同样表现出这一趋向。

这表明,人们对生活改善的信心正在减弱,而追求富裕和幸福生活过程中的挫折感正在增强。与前面所分析的生活满意感降低联系起来考察,可以发现二者间的关联性,并且发展趋势相一致。

在对生活压力的预测方面,1995年接受调查的北京市民中,预期未来一年生活压力将增大的人占到64.8%,认为不会有较大改变或缓解的占6.2%,而相信会有所下降者只占5.3%,另外20%的人则感到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报告“不知道”。这表明,社会成员对生活压力缓解的前景也不乐观。他们是既带着要求、憧憬,又带着不安、疑虑的心情步入下一天、下一年的。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社会成员 1983年 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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