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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

2011年03月13日 20:51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 作者:肖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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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风建设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的中心环节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关键在于要自觉地造就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示范群体,他们身体力行,楷模影响,充分代表和体现社会道德进步的发展方向,用良好的道德形象去感召人民大众,带动广大群众搞好道德教育。而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先进集体,其党风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整个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环节和前沿阵地,对社会整体的先导作用和示范效应不容否认。也就是说,“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的顺利进行和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对此,早在1942年,他就指出,共产主义道德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党风表现出来的,“只要我们的党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跑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2]。

为了切实地发挥党在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中的先导作用,毛泽东提出并领导实行了如下一些措施:一是在党内进行经常性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毛泽东一贯坚持把党风建设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号召全党树立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和提高共产主义的道德修养,并时常要求党员“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也要求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牢固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二是从严治党。建国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开展了整党整风、“三反”等运动,一再告诫全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对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执行更严格的纪律,敢于碰硬,毫不手软。他明确指示:“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以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3]三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毛泽东对个人的道德自律推崇备至,他自己在这方面也堪称表率。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一生公而忘私,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带动全党形成了优良党风。

三、树立大众化的道德榜样和造成广泛的社会舆论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主要方法

古代德治中,封建伦理为人民悬置了“圣人”、“贤人”的理想人格,凡人皆应以圣贤为楷模来进行道德修养。但是,封建伦理的“圣人”、“贤人”被刻意打扮成天理的完美化身,表现为一种抽象的道德人。由于缺乏具体的实践基础,这种“圣人”、“贤人”渐失去其现实和历史的品格,积淀成一堆抽象的政治伦理原则,最终变成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秘偶像。与此相反,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选择了从事平凡工作的先进人物作为体现共产主义理想人格的现实典范积极加以倡导。在中央根据地,他赞扬过“模范的长冈乡的工作人员”;在延安,他著文悼念“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热情洋溢地歌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建国后,他指出:“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3]同时,他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树立了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等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还号召人民群众“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些先进人物来自人民大众,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便于向群众宣传和被群众接受,并因此能与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唤起广大群众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事实表明,这些先进人物一直成为全国人民学习和效法的道德榜样,他们的共产主义精神和道德品质,不仅教育和鼓舞了与他们同时代的人,而且也激励着今天的一代新人。

在正面运用典范诱导的同时,毛泽东还善于造成广泛而恰当的社会舆论,对现实道德生活中的新榜样、新事物加以大力宣传,引导社会确立统一的道德理想和鲜明的价值导向,积极营造出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的社会氛围。这里,60年代由毛泽东号召发起的学习雷锋的活动具有特别典型的意义。据统计,从1963年2月上旬至3月中旬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有关雷锋事迹的报道达160万字。所有报纸、杂志、各级电台都宣传报道了雷锋事迹。各地还举办了雷锋事迹展览,观众达100多万人次。这一声势浩大的活动使雷锋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促进了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建立,并收到巨大的社会效果,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四、广泛的政治改造和政治动员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认为,用共产主义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如果没有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就不可能培养起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他指出:“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4]建国后,毛泽东领导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强调要分清敌我,肃清资产阶级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影响。同时,毛泽东发出了“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号召,借助政治力量在全国广泛开展了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的斗争,在短短两三年内就基本上禁绝了这些旧中国屡禁不止、被西方社会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病害,极大地净化了人们心灵和社会风气,从而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开辟道路。

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不光是共产党的事,也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由此,除了在党内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之外,还必须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依靠各个部门、各个渠道和各个方面的齐抓共管,坚持不懈地开展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经常性的道德教育活动,吸引群众普遍参与,把共产主义道德信念不断灌注到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的头脑之中。他说:“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5]建国后直至“文革”,毛泽东先后发动了整常整风、“三反”、“三好”教育、“学习雷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空前规模的思想政治活动,大力倡导共产主义道德信念、集体主义和“五爱”道德,希望把中国人都塑造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新人”,最终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德理想。

应该注意到,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地坚持。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问题上夸大了个人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急于求成,常常通过发动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等强制性措施去推行共产主义道德,其结果对中国社会道德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毛泽东相对忽视道德教育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的有机结合,使得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和很大的随意性。尽管如此,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理论建树以及他所开创的一代共产主义道德新风,依然是整个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史上辉煌的篇章,并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借鉴。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道德修养方法 道德教育方法 毛泽东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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