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潜艇“猎杀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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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国民性可教化不可改造 改造人性适得其反

2011年03月13日 15:49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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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俄则不在制度层面用力,而是绕过制度,直逼人性,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最后一幕总要有文化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杀灵魂不刹戏”。早在我们中国“文化革命”之前,他们已经搞过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如公元1794年,法国人把他们的雅各宾专政的深入发展,即称为“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断头台疯狂起落,罗伯斯庇尔论证说:“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本·拉丹应该感谢法国政治文化,早在200年前就准备好如此对称的理论表述,足够他今日受用。我们所熟悉的“文化革命”各类剧目,两百年前的法国都已试过:包括改人名、地名,甚至扑克纸上四个花牌的称呼,都有过革命化的改名。

世界1与世界2失之交臂

几乎与法国人轰轰烈烈搞文化革命的同时,英国人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即1792年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后者之历史意义,不亚于前者,但是被法国革命的夺目烈焰遮蔽。马嘎尔尼访华,卑之无甚高论,也就是今天我们讨论WTO时耳熟能详的八个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乾隆拒绝这八个字,是因为外夷不肯行双膝下跪大礼,“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天朝体系和英国人开始搞的条约体系,是当时东西方两个“世界体系”。世界2要求贸易自由,协定关税,世界1则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鸡同鸭讲,云里雾里。马嘎尔尼退让,但只能以单腿下跪为限。也不知道是少跪了哪一条腿,总之是铩羽而归,而中国则与当时正处于雏形的“WTO”失之交臂。

乾隆“圣恩眷隆”,只看重使团中最小的一个成员11岁的斯通,曾把这个虬发碧眼的西崽唤上龙膝抚弄,惊异不已。48年后,斯通参加英国议会有关是否与中国开战的投票,毫不犹豫投下了赞成票。他的理由是: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从此有了令中国屈辱不已的鸦片战争。

清华大学历史系前主任蒋廷黻总结这一段历史,言简意赅:“1840年以前是我们对人家不公正,1840年以后是人家对我们不公正。”世界1和世界2,其实也如幼儿园里的跷跷板,总是一头高一头低,二百年摆不平。

中国的“之”字形道路

中国因此而落后,因落后而追赶,所幸方向还没有选错。马嘎尔尼此一事件,不亚于中国二十五史中的改朝换代。它给近代中国破题,是“之”字形上面的那一点。“一点”之后的“一横”是徐继畲、林则徐开笔,所谓“开笔”,也就是开眼正视而不是侧目俯视那个世界2。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人基本上是以英美为师,曰船坚炮利,则以小农经济参加世界军备竞赛,居然也能弄成“远东第一舰队”北洋水师;曰政制改塑,也能建立“远东第一共和”“驱逐鞑虏,建立合众政府”。这两项成就,是那“一横”里的基本内容,当时超过日本,今天也不逊于我们这些后辈。

这“一横”里也有隐患。隐患多多,首推政制老迈,虽改制亦难起步。今日或可说其二:作为文化大国,这一国家的文化资源尤其是文学资源过剩,自然向文学之外漫溢,以文化或者干脆以文学问政,不耐制度层面的积累和坚持,将初创共和起步阶段的一时曲折归咎于人心蒙蔽,逐渐发生文化决定论,产生文化革命的冲动。始作俑者可能要数梁启超,所谓以小说改造人心,以人心改造政制,一害小说,二害人心,三害政制;继起者有胡适,“新文化运动”把注意力从政制转向文化,悲情可悯,但也有糊涂处。

中国者,以文学思维问政之卢梭太多,以数学头脑研制宪政之汉密尔顿太少。走到这个时候,它已经离法国的大门不远了。故而陈寅恪在那时就说:“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1992年版第7页)

以文立国,中、法如出一辙。愿闻其详者,可参阅托克维尔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一章,那一章起名也直白得可以:“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一个很形而下的“原因”是:土壤里文化含量太高,文人过剩,除了谈文化,什么都不会,于是只能在产生这一文化决定论的土壤上反噬文化,表面上是呼唤文化革命,强化文化之重要,实际上是强化他们的文化优势。要这么多文人离开文化话题,那就无异于让这么多人流离失所,谁也不忍心。

由此,中国一旦启蒙,必然是强启蒙、长启蒙,而且总是观念第一、人性改造第一、文化革命第一,然后变成革命文化第一。将这一历史单元里中国发生的灾难全部归咎于文人好谈文化,与基本史实不合。文人之外,还有多少强暴因素插入?当有更多文章可说。但是,从今日可以总结的内部教训而言,以大文化小文学干政,或虽不是文学青年,总不脱以文化论政,以文学问政,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法俄革命,其领袖阶层中文学型小愤青之多,令洛克、汉密尔顿咋舌,也与其灾难性后果成正比。但是若与中国相比,则属小巫见大巫。

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

“一横”之下的那“一撇”,锐角急转弯,发生于1919年。这一年巴黎和会上日本以退出国联为要挟,威尔逊为此所动,将山东从德国交给日本,激起中国知识分子大转向,难辞其咎。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同时亦为苏俄空言“撤销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所惑,则有其上述内部教训。两个国际因素,加一个内部因素,使中国一个急转弯,从英美为师折向以俄为师。

这一“撇”之陡峻肃杀,以我之见,还不是别的,恰是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毛泽东是一个天才的军事统帅、政治领袖。他在五四时期饱吸文化革命的空气,晚年对人性改造有大胆播弄:“红雨随心翻作浪”,“六亿神州尽舜尧”。至于“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催雨洒江天”,这个“世界”,当然是上述“世界2”,这个“热风”,既与鲁迅某一杂文集同名,也是他青年时代饱吸法俄政治文化的忠实比喻。

至于鲁迅,我不赞成以轻薄的语气谈论,而想以敬惜之情讨论。自谓心与鲁迅相通的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说错。鲁迅骨气之硬,硬到当今鲁学界无人望其项背。但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则是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同意的。国民性者,全体国人之性也。人性能改造,精神世界里还有什么事务不可以搅动,不可以“改造”?“改造”一词,凡五十年代过来之人当会有特殊惊悚,记忆犹新。但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人之“改造”,并不是新名词,而是从五四以来就年年讲、天天讲、日日讲的惯用词。就这样习焉不察,积非成是,为整个社会接受,这确实需要启蒙。两人都是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而且都是因改造不成黯然西去。

如何走出那一“捺”

1976年打倒“四人帮”,结束了向左转弯那一大“撇”,开始了一“撇”之下的这一“捺”,我们今天还生活在这一“捺”里。如果说,1976年的“一举粉碎”,是在内政上结束那一“撇”,那么1979年的对越战争,则是在对外关系上结束那一“撇”。那场战争从其他角度看去,可以讨论处甚多,但从今天我们所涉的角度看去,这一仗实在是非同小可,可惜至今还不在历史学家的视野。是否能这样说,没有这一仗,就没有此后的中美关系,没有世界2与世界1的重新弥缝?

此后的中美关系,也就是中国与世界2,风雨飘摇,摇而未拔。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一“捺”,确实反映汉字的美学特征,逶迤多姿,“捺”出了那么多曲折波动。打引号的“文化革命”结束了,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还没有结束。君不见,各种改造国民性的运动还时有冲动?各种来自法国的后现代文化小时令还在遮蔽应有的体制改变?更有多少文学青年,满怀多少文学愤怒,正在文学之外频频涌动?他们的情绪,就是他们的主义。

中国政府首席谈判官龙永图曾在电视里慨叹,他为了中国加入WTO,谈了15年,头发都谈白了。WTO是应该加入的,而加入的方式与时机,也应该容得下各种可商可议。中国的启蒙也是需要的,但首先需要启蒙的,可能是哪一块软地方不能“启蒙”,启“不能启”之“蒙”,启“启蒙者”之“蒙”。而在一个民族的历史视野里,15年也不算太长,漫长的是1792年以来的210年。从马嘎尔尼访华失败,到今天加入WTO,竟然还是这八个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中国实在是一个磨炼人类耐心的好地方。

210年过去了,有一个官员谈白了黑发头,有一个民族等白了少年头。为了选择一种优秀的制度,中国在两个对子、四个国家中走过了一个“之”字形!她能不能成为第五个国家,不结对,也能开出自己独特的制度试验呢?那就不是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轮回了,恐怕首先是一个制度方向的选择,走完今天这一“捺”。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冷战时代 朱学勤 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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