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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秦城监狱后的黄维:绝口不提淮海 视作最大耻辱


来源:人民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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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兵败被俘后就寄情于科学研究。图为1980年,黃維和他以前的管理员们一起在抚顺工厂里钻研制造东方红永动机。

关于淮海战役,父亲一生都只字不提。他经常自嘲是“败军之将”,也许在他看来,这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核心提示:关于淮海战役,父亲一生都只字不提。他经常自嘲是“败军之将”,也许在他看来,这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本文摘自《人民文摘》2010年第7期  作者:黄慧南/口述   原题为:父亲黄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黄维,34岁便成为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第18军军长,可谓春风得意。岂料10年之后,他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48年底,身为第12兵团司令的黄维,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继而成为“战犯黄维”,从而接受了漫长的27年改造。

陌生的父亲

淮海战役,是父亲作为军人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他和我们一家人命运的转折点。1948年夏天,父亲接到命令,要他立即下山赶到武汉。与父亲告别时,妈妈挺着个大肚子,肚子里是已经9个月的我。

因此,父亲没有等到1个月后我的出生,我们父女第一次面对面,已是17年之后。

1965年,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有一天,我在上课,教导主任把我叫出来说:“你父亲来了,住在锦江饭店,你去见一见他。”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去。”但学校和家里人都做我的工作,让我意识到,这甚至是一个政治任务,我必须得去。

那一天,是姨夫带我去的锦江饭店。看到父亲时,我既没有油然而生的亲近感,也不是很害怕——之前在一些历史资料上看到说,黄维在淮海战役中准备施放毒气,给人感觉就像杀人魔王。看到他的第一印象,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当时父亲还在改造期间,所以现场还有几位穿着公安制服的陌生面孔在旁边做记录,我并不紧张,就是感觉有点怪。

我朝着他喊了声“爸爸”,看得出,他非常高兴。那一次是父亲和一些战犯被带出来参观,他们刚从杭州到上海。

那一年父亲61岁,还很精神。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过,但很显然他对我的所有情况都了解,他还问我以后想学什么,我能感觉得到他非常在意我。我后来才知道,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妈妈第一次去探视父亲时,父亲便让妈妈把我的照片寄给他看看,妈妈特地带我去照相馆拍了一次照片。后来沈醉告诉我:“你爸爸在管理所里,一直把你的照片放在他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珍藏着。”

也许因为我出身的特殊,父亲似乎对我总有一种隐隐的歉疚之情。高中毕业后,我到东北插队,身体出了些状况。那时候父亲已经可以与家属通信,妈妈把我的情况在信里很详细地告诉他。父亲后来把他在里面劳动得到的钱攒下来,大概有200多元,寄给妈妈,让她给我看病用。我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负责父亲的那位管理员,他说:“别人都是从外面往管理所里寄钱,你爸爸是从里面往外寄,我在这里管了这么多战犯,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最后的战犯

被俘虏那年,父亲只有44岁,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里。“文革”开始后,他们被转到秦城监狱。从1968年4月起,父亲从北京秦城监狱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待父亲,的确也花费了很多心思。父亲对此深有体会,他甚至称那里为“第二故乡”。1985年11月,在他特赦10年后,已经82岁的父亲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没有住宾馆,而是特地要住当年关押的地方,这样便在2号监室住了一宿。

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名单里终于有了父亲的名字。那一年是我记忆中最幸福的一年,我们的家第一次变得完整,但幸福太短暂了。

母亲原名叫蔡维新,是杭州姑娘,“若曙”是父亲给她取的名字。我的外公蔡仲初是当地名流,父亲在北京陆军大学特一班毕业后就去了南方,经过杭州时,到外公家做客,认识了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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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父亲 1975年 国民党正面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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