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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于光远为何讳谈前妻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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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曾经是他最亲近的人的孙历生的遭遇,使他无法解释也无法自洽,只有回避。

3、王蒙:用庄子化解迫害

《文革受难者》书中关于孙历生有11页的描述,是经过数年调查才写成的。北京大学郑培蒂老师是孙历生在女三中教过的学生,在采访中告诉我孙历生曾是于光远的妻子,王蒙的邻居,也是王蒙小说《蝴蝶》中人物“海云”的原型。她记着孙历生教学生唱歌的美好形象。

原型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方法之一。多少年来,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下功夫研究难以考察的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生平,想从他们的生平中找到他们的作品的原型,对作品作出更深的解释。

《蝴蝶》是“文革”后文学的著名作品,我又碰巧调查了解了孙历生的生平和死亡,可做有关研究。孙历生和王蒙小时候都住在北京西四小绒线胡同自家的房子里,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读书,都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1957年都当了“右派分子”。

《蝴蝶》是小说,裁剪原型的事实是应有的手段,不过,从取舍和改动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孙历生被离婚时已经有三个孩子,是“组织”要求离婚的。《蝴蝶》中“海云”只有一个孩子,成“右派”后主动要求和高级干部丈夫离婚。“组织”逼迫离婚是广泛使用的迫害手段,有三个孩子的“右派分子”妻子首先提出离婚太难被读者相信,改成一个孩子是很聪明的做法。

孙历生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折磨,小说则没有写。看来是为了配合另一篇同时发表的《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的缩写)中主人公对迫害的看法:“父母打错了孩子孩子不应该记恨”。因为大家知道,父母如果用残酷手法打死了孩子,也是要判重罪的。

王蒙聪明,他对原型人物的实事的改动确实有助于他要对“文革”迫害所作的解释。此外,他还用了庄子哲学,《蝴蝶》篇名就来自庄子最有名的“梦蝶”的故事。庄子对人生的看法超然潇洒。在庄子看来,生死如白天和黑夜交替,物质财富是身外之物。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说法。

但是,不会有人愚蠢到想用庄子哲学为杀人犯和盗窃犯辩护说,既然“生死齐一”,物质财富也不重要,就不必对他们判罪和惩罚。“文革”后一段时间时髦说老子庄子哲学,如《蝴蝶》所作,当时有人私下说这是故弄玄虚滑过审查以求发表,而王蒙正善于此道。但是,今天孙历生已经被迫害死亡45年多了,王蒙也写了好几本非虚构作品,他的自传写了他生平种种大小事情,甚至也简单提到了孙历生,但是,他从未详述孙历生的悲惨遭遇。

于光远去世两周后,是王蒙的八十岁生日。在一篇介绍其生日庆祝的文章中,讲述为什么王蒙在“文革”中“一直平安”,引述了他们夫妇的话,是因为他们“一贯谦虚谨慎”,“听毛主席教导”,“向农民学习”。该文作者用的是直接引文。

从三十年前写《蝴蝶》到现在,王蒙的认识又进了一层?他炫耀他的明哲保身诀窍的同时,也在暗示受难者们都是因不“谦虚谨慎”而遭难的吗?

4、于光远:回避

十年以前,我已经了解到孙历生在“文革”惨死,却没能找到她的死亡日期。档案中显然会有记载,但是要认识人才可能查到。所以这只有找到她的家人才能知道。我试了各种办法没有结果,最后,只有给于光远写了信。他没有回信。我在做受难者调查的时候,也曾给另外几名地位和他相仿或者更高的人写过信。因为他们的名声和地位,收信地址不会错,他们也肯定收到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回信,和我写过信的普通人中的回信率形成对比。

但是,于光远的女儿收到了我手写的信的传真件。传真件上没有任何附加的说明。她不知道是她父亲还是父亲的秘书或者别的人把我的信传真给她的。她和我联络,我才知道了孙历生的遇害日期。

“文革”后,1978年,孙历生的女儿们为母亲举行了追悼会。她们发出了一百张请帖,到会的有几百人,多是中学老师。其中有当时已经80岁的孙历生小时候的老师,也有和她一样在“文革”中惨遭殴打折磨的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校长高云遭毒打后失去知觉,被红卫兵送去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发现他还有气,没有烧他。他的两个同事姜培良和靳振宇都在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了。高云在追悼会后还来看望孙历生的孩子,希望帮助他们。于光远没有出席孙历生的追悼会。

于光远的女儿说,多少年来,为孙历生的死,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是陆定一。陆定一是“文革”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也是“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四个高级干部“彭罗陆杨”四人中的一个。孙历生被划成“右派分子”,原因之一是说了批评他的话。陆定一为孙历生之死向孙历生的孩子道歉。这个道歉和陆定一说宣传部多少年来做的“就是整了这个整那个”一样,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发表。

于光远自己在“文革”中遭到“斗争”,被抄家,被从原来的住房中逐出。这些都在他1993年出版的书《文革中的我》中有记叙。那本书里没有提到孙历生。孙历生的女儿还向我指出,书中有专章讲述他的孩子,但是只写在孙历生之后的婚姻所生的孩子,没有提起孙历生的孩子,尽管书中写到的有些事情她也在场。于光远有五个女儿。其实对外人来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写到的孩子哪一个出自孙历生。他的这种刻意的小心的回避,也许也体现了他内心的一种紧张?说明他是在有意回避而不是简单的忘记?

在追念于光远的报道中,提到他晚年写作很多,出版了“近百本书”,还留下了写作用剩的两千多个铅笔头。这铅笔头收藏是很生动的关于一个高寿笔勤多产的作者的情节。但是也会令人问: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写到孙历生?崇高的社会地位,98岁的高龄,应该是一个可以谈论人生所有经历的年龄了,他为什么还要回避?他要回避的究竟是什么?

反右派,“文革”,中国人遭到的迫害和荼毒,规模之大,手段之多,史无前例。中国有长久的学校和教育传统。前现代的精神导师孔子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名教师。“文革”中,连女子中学的校长教员都被学生红卫兵打死。我调查过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其中有三名校长和两名教员被女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其中有孙历生所在的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女十五中校长梁光琪,女十中教员孙迪,女四中教员齐惠芹。这既不能从传统也不能从现实中找到任何借口。王蒙写小说可以在庄子哲学的云里雾里侃上一气,于光远作为“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很难这样扯。显然,曾经是他最亲近的人的孙历生的遭遇,使他无法解释也无法自洽,只有回避。

在八十年代,王蒙是“重放的鲜花”之一(这是一本当时得到平反后复出的作家的文集的书名),以后则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行政职务做到文化部长。而于光远,也是“享受了30年自由派的尊敬”。但是,在孙历生的故事前,他们只是交了白卷或者半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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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于光远 孙历生 王蒙 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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