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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万里谈反腐:现在的问题是反腐部门也腐败

2013年01月27日 09:53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作者:赵树凯

文章说:“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当前有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我们的意见是,坚持中央《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文章接下来解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一个符合客观实际、又有群众基础的阵地。在这个阵地上再退,就要认真考虑。”文章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积极性上来,改变生产条件,实行机械化。如果扩大包产到户,就是背道而驰,搞不好还可能破坏公共财产。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济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破坏了”。现在,虽然对这篇文章的发表过程有不同解释,但在当时,就文章本身而言,作者是农业部门领导人,发表在权威性政策刊物上,其不赞成包产到户的立场对地方影响巨大。事情的转机是邓小平那次著名谈话之后。此前上层纷争的细节,王郁昭表示:万里当然应该是清楚的,不过万里并没有对他具体说过。1980年秋,以中发75号文件为标志,大包干在中央层面获得政策认可。此后,一直到1983年春天王郁昭担任安徽省长之前,王郁昭与万里没有见过面。

1982年4月,王郁昭成为安徽省委常委。事先,本人毫无所知,是在看到中央任命文件后才知道。谈到这次提拔,王郁昭并不认为这是省委第一书记对于他的肯定和赏识。因为到1982年初,改革大局已经确立,大包干已经得到全面肯定。在这样情况下,省委调整领导班子,有三名地委书记进入常委,王郁昭名列其中实属必然,甚至是不得不为。在这个过程中,万里是否直接为他说过话,王郁昭本人不知道。进省委常委后,王郁昭继续担任地委书记,依然在滁县工作。将近半年之后,他到省里上班。但是省委没有给他分工,没有具体职责。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做一些改革宣传方面的事情,直到次年春天担任省长。

王郁昭调来九号院后,没有在万里直接领导下工作。1987秋天十三大之后,万里基本上离开国务院,不再分管农村工作,于次年春天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此后,王郁昭与万里的工作联系,主要是编辑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和编辑万里文献。1991年下半年,王郁昭参与主持“新时期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的编辑工作。最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提出了初步入选篇目。这些入选篇目有近百篇,包括万里的文章讲话九篇,田纪云的文章讲话六篇。但是,有关部门提出的入选篇目,万里、田纪云均无文章入选。王郁昭提出了不同意见: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万里都是党中央国务院分工领导农村工作的领导人,农村改革是在万里主持下具体推进的。选编农村改革的重要文献,不收录万里的文章讲话显然不能反映历史。1988年初,万里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以后,分工领导农村工作的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到文献选编时,田纪云依然在主管农村工作。在文献选编中,不收录田纪云的文章讲话也显然不合适。王郁昭表示:如果有关部门固执己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退出文献选编工作。后来,经过进一步磋商,万里和田纪云各有三篇文章讲话入选,这本文献选编正式出版发行。1993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编辑出版《万里文选》。经时任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协调安排,“文选”组织了单独的编辑班子,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担任编辑组长,王郁昭担任编辑组副组长。

王郁昭调来北京以后,与万里的交往显然增加。春节,王郁昭会去探望万里;平时,有些情况下也会去万里家。与万里办公室的联系,一般都是他自己与万里的秘书通话,我担任王郁昭秘书的后期,与万里秘书逐渐熟悉,有时我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他去万里家里,有时候是为了一些具体事情。前几年,安徽在小岗村建立大包干纪念馆,想请万里为纪念馆题写馆名。先是省里有关领导直接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万里没有答应;随后,省里又通过中央有关部门联系,万里还是没有答应。无奈之下,省领导找到王郁昭。王郁昭去了万里家里,对万里说:“这个题词你要写,你不写谁写?只能由你来写,别人写都不合适。”万里听了王郁昭的话,说:“好吧。”让秘书拿了一张白纸,再找了一块硬纸板垫在腿上,坐在沙发上,写了“大包干纪念馆”几个字。更多时候,王郁昭去万里处,没有什么具体事,就是探望,聊一聊。记得有一次,王郁昭探望万里回来的路上,我问谈什么了,他说:“也没有谈什么,就是闲聊,谈到反腐败。万里说,现在的问题是反腐败部门本身也腐败”。

2011年初冬,王郁昭又回到安徽,重访当年工作过的全椒、滁县(现为滁州市)等地,虽步履蹒跚,但兴致勃勃,见了诸多旧友,谈及许多往事。回到合肥,我们住进稻香楼宾馆。饭后,从三十几年前第一次在稻香楼与万里夜谈,谈到最近一次探望万里。最近的探望是数月前,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人民大会堂的这个厅很有名,文革中间毛泽东曾经住在这个厅。万里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经常在这个厅打桥牌,有时也在这里请人吃饭。这天,他约王郁昭到这里见面。说到这次探访,王郁昭感慨:“我们都老了,我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万里比我大十岁,今年九十五岁了,行动不便,特别是耳朵不好使。我的听力很差,他的听力更差,两个人谈话很困难,我们说得很简单,坐了一会儿”。英雄迟暮,风华不再,在外人听来,难免沧然之感。

谈到与万里的关系,王郁昭常说:“外边说得有些夸张,我们的交往很简单”。在他看来,主要是大包干最艰苦的一段时间,经历了彼此支持,建立了相互信任。从政理念相通,改革同声相求。至于其他,则难以解说。古往今来,官场上朋党系统的生成演化,可谓玄妙莫测。通常首先是政见一致。但是,晚近以来那些年的高层纷争,恰恰是政见一致的重要领导人之间多有不睦,政见相同者和政见相异者之间出现交叉组合,才导致令人痛心疾首的政治悲剧。所以,政争无法成为政治变局的唯一解释变量。政争之外是权争,而权争过程本身殊难扑捉与描述,外部观察者往往望风扑影,无法透彻和实证。还有分析将同乡引以为重要因素,如说万里与王郁昭即为山东同乡。但是,从九号院的故事看进去,重大政策取向的纷争,清查处理过程中领导班子内的矛盾,恰恰在高层同乡之间至为激烈。看来,政坛力量的演变轨迹及其机制,虽说不无规律可言,却又并无可以套用的研究分析框架,硬要总结通则,委实难乎其难。时下学界的诸多“研究”,不在实证探究方面下功夫,更多是望风扑影和凭空发挥。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王郁昭 万里 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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