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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忆反右:革命同志也有你死我活的残酷关系

2012年10月12日 10: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网站 作者:王曾瑜

七、最後的一年半学习

在大饥荒的形势下,北大从1960下半年逐步回归正常的教学秩序。但我们57级却迟至1961年返校,转入最後一年半的学习。过去三年欠缺的基础课须补上,一直上到五年级,还要在半年内完成过去用一年时间写完的学年论文。系总支书记曾几次不点名地批判过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说大跃进年代,北大像一架机器,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此时至少算是停止了荒唐的反复装拆,重新运转了。这是完全的复旧,却远比三年间的瞎折腾的创新进步。

过去三年的教改方案竞出新奇,例如要按办党校的方针办历史系,一切围绕着改造世界观,“贯彻陈伯达同志厚今薄古的指示”,大幅度压缩中国古代史课,提出以论带史,反对繁琐的史料考证和填塞,安排学生去参加与学习完全无关的、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下乡,下厂,下店,下军,写村史、厂史、店史、营连史,组织学生批判老师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诸如此类,我肯定是记忆不全了。但即使时至今日,也并无任何一个教改方案和措施能够经受住历史的检验。

人类文明发展到20世纪後半叶,中国大陆却以基于愚昧的荒诞、颟顸和狂暴,去蔑视人类积累了数千年的教、科、文等知识,以自诩为无产阶级的、故作深奥的胡说八道,去否定对普通事物的常人见解。此种情况竟造极于1958至1976年的长时期,而在大饥荒时只是暂时收敛而已,此後不仅故态复萌,并且变本加厉。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许多事是势不可免的,但也有加码和减码之别。例如因考上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生,而较早毕业分配的刘凤翥同学,回来对我们说,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负责人刘导生就对新到的研究生讲话,说这里不是北大,学生不能批判老师,要向老师学习。北大在陆平的领导下,无疑是加码的,而历史系的一位总支书记又在陆平的基础上加码,他似乎特别垂顾我们57级,57级就成了重灾区,学业损失最大。我们返校後,听说老师们私下议论,认为57级与前後各届相比,程度最差,心里很不是滋味。

由于不间断的运动,动辄批判,在同学关系中造成了不正常的紧张状态。应当说,最受委屈的是原一班班长沈志恩同学,他被开除了几年团籍,到毕业前夕才恢复。同学之间的一些隔阂到毕业後一二十年,还未消除。但也必须指出,这决不能由当时的一些党员同学负责。其实,大家当年都很幼稚,唯其幼稚,所以一些党员同学就认真,不幼稚就不会认真。我在1958年双反运动时也挨批判,但自己确实没有记恨,尽管批判有不实事求是、过火的情况,但自己青年时代也确有毛病,批一下,对自己的成长是有利的。当时的学生党员,一般说来,是注意自己的先进性的,吃苦在前。也远比一般同学辛苦,我们睡觉,他们却经常熬夜开会。这与目今许多党领导带头搞腐败,捞实惠迥异。当然,这个时代毕竟是过去了,一次,我偶而与儿子谈起当年班里党支书的威权,他表示大惑不解:“怎么可能?”

好好学习本是学生的天职。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有一个加于所有北大学生的紧箍咒,就是白专,口头上提倡又红又专,实际上,只要有人愿意用功,就指责为走白专道路。但北大也流传另一句话,北大学生搞运动必须动员号召,学习却不用动员号召。加于历史系学生身上的另一个紧箍咒,就是陈伯达的厚今薄古,几年间,学生读古书简直成了犯罪行为。其实,中国与许多国家不同,古代历史文化悠久,不可能不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57级的三个班在大跃进年代早已打乱,後来又分成历史班和考古班,此时历史班又要化专门化,成了不少人难过的一关。有的同学後来说,本来想学中国古代史,但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还是没有勇气报名。我和一些同学虽然硬着头皮报了名,却忐忑不安。古代史专门化初次聚会,彼此才发现,原来都是不同程度在班里视为落後分子,走白专道路者。大家不免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情绪低落,脸色难堪,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三年不断的运动也造成同学间不正常的淡漠关系,彼此不敢说心里话,特别是受委屈时不敢发牢骚,因为这有可能成为被批判的资料。但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的同学之间,在最後的一年半中,还是逐渐建立了正常的同学感情,互诉心曲,如今看来,是很可珍贵的。

两三年吃不饱的生活,是艰难的,每次就餐,我总是用舌头把饭碗里的粥或汤汁舔个乾净,以求增加一点营养。当时校园里不得不种菜,大家用脸盆盛自来水浇菜,从成本上说,是很不合算的。菜还常被人偷。食堂里突然供应起从未吃过的大麦粥,不久得知,这还是苏联运来的,当时中苏已经交恶,大家讥之为“赫鲁晓夫大麦粥”,虽然味道不好,尚可食用。最难吃的莫过于白薯乾。白薯乾用卡车运来,以铁铲连土卸下,稍加冲洗,就磨粉与面粉掺和,做成馒头。且不说一口馒头一口沙,吃久了,就感到烧心,一见这种馒头,胃里就泛酸水,虽然饿,也没法再吃。

在饥饿年代,北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却空前高涨。大家都知道,在图书馆的学习效率比宿舍高。天不亮,校园的道路上已是学生成群,还不时伴随着饭袋里发出的叮噹声。很快就在图书馆前排成了长龙,馆门一开,犹如冲锋一般,纷纷进去抢占座位。由于座位严重不足,不久改为向各系各班分配座位号。尽管如此,图书馆还是经常有无号的学生走动,窥伺着空位。人到晚年,经历事情虽多,但每当想起饥荒年代北大人奋发学习的干劲,还是不免掉泪。

当年的老师们大多成了故人,但我还要在此向他们表示一个学生由衷的敬意和谢意。我现在比较能够设身处地理解他们当年的艰难执教。他们的执教经历,也许是自孔子以来的二千五百年间,素以尊师重道自豪的教育史上所仅有的。他们是在承受各种生活和精神压力之下,苦苦地支撑着教学。张芝联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次是著名的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做报告,由张先生当翻译。杜波伊斯即席赋诗,张先生也当即译成散文诗。我作为一个听众,真羡慕张先生的英文。另一次系里组织对张先生讲授世界近代史课的批判。最初张先生还是脸带微笑,随着尖锐批判言词的不断发表,张先生的面色愈来愈难堪。我望着在讲台上坐着的张先生,真有点于心不忍。批判结束,还要让张先生表态,素善言词的他竟说不出话。当然,这与後来文革时对老师们的冲击和批斗相比,又算不得什么。我很晚才得知,张寄谦先生是在丈夫自杀的悲痛寡居中,拖带着两个幼女,艰苦地从事教学工作。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陈庆华先生批评说:“王曾瑜同学看来骄傲,其实不值得骄傲。且不说你现在还没有学问,就是将来有学问,也不值得骄傲。”如今陈庆华先生已成故人,但我还是愿在此向他公开致谢,他的教诲值得我终生铭记。

北大有民主和科学传统,这当我在校期间是知而懵然。直到自己亲历了人类史上最惨痛的内乱後,才慢慢地理解,这是母校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孙中山最早提出民主,这是民族意识的一大提高,北大补充了科学,是民族意识的又一大提高。现代民族的进步,不可能没有民主和科学作为其双翅。但不民主的制度也必然相应要求出现伪科学,为其生存权辩护。专制主义是中华民族极其沉重的包袱,万恶的专制主义与北大的光荣传统势不两立,从长远看来,不管还有多少艰难曲折,北大的光荣传统是必胜的。有马校长等榜样在前,我们虽属人生晚年,也理应为批判专制主义做一点工作,尽管微不足道,也须尽力而为。这是我在回忆文章最後,对同代的北大人说的一点心里话。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王曾瑜 反右 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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