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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才子沈元醉心学问 文革中被嫉妒者密告致被杀

2012年08月24日 17:38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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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大难临头时为求自保落井下石的,妒忌沈元的才华而告发到中宣部乃至毛泽东那里的人,都是那年代的产物,是那个鼓励告密、鼓励躲在阴暗角落窥视的时代造成的。

本文摘自《时代周报》103期,作者:傅国涌,原题:一个天才的夭折——沈元离世四十年

最终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个黑暗的罪恶的年代,但不能排除那些来自人性、人心的致命伤害。

整整四十年后,沈元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仍是个陌生的名字,网上关于他的信息也稀稀落落,有点儿冷清。在他的母校北大,大多数学子连林昭尚且不知道,更不要说沈元了。这个流血太多、至今还将许多流血者的名字视为禁忌的民族,沈元只是这个被杀者名单中的一个,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名录中,他能拥有一席之地,几百字的介绍,似乎已属万幸,因为更多的人连姓名都已被湮没了。

当年的祸根

我读过沈元同学郭罗基的长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北京大学反右运动回忆录》,对他的生平和遭难才有了一点了解。沈元以“叛国投敌”的反革命罪被夺去三十二岁的年轻生命是在一九七O年,种下祸根却是在更年轻的一九五七年,甚至更早的一九五六年,那时他在北大历史系求学,满脑子的雄心壮志,要成为“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他也确实有“狂妄”的理由,在史学上有过人的天分,也坐得住冷板凳,他生前不仅深得黎澍、丁守和等学者的赏识,凭一篇《急就篇研究》就得到了郭沫若、范文澜的好评。

一九五六年,他有机缘从英国《工人日报》读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震惊之余,他摘译了部分内容与同学分享,这是他们课堂上学的《联共(布)党史教程》看不到的,在同学之间的议论中,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后,郭罗基仍记得他当时的疑问,“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斯大林凭什么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干了坏事可以长期隐瞒?”赫鲁晓夫仅仅归结为个人崇拜,他却直言根本上还是年代问题。一九五六年所谓“双百”方针出台,正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何况又是私下的议论,他自然没有什么顾虑。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就是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搞的。“五一九”以后,他虽然也同意林希翎、谭天荣的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还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他是标准的左派。说到底,他只想做学问,钻他的故纸堆。然而,在北大按百分比划右派时,他还是在劫难逃。

来自身边的“指责”

在感叹命运之神对沈元的不公时,熟悉他的人常常感叹一个天才的夭折,赏识他的黎澍认为他遭难的因由来自人妒其才。这些说法也许没有错,我更在意的则是自一九五七年那场灾难降临以后,包括他身边的同学、最接近的人们做出的反应。“在对沈元进行揭发批判时,四二三号房间原来受他影响的人,都纷纷起来揭发,同他划清界限。”那些同学当初可都是认同他的观点,而且是一起出的墙报。他的中学女同学、时在北大东语系的宋诒瑞直接找到郭罗基,要与沈元划清界限,把沈元与她的通信都交给党组织。如果不是郭冒险把这些信悄悄藏了起来,他们很可能因这些私人通信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幸免的宋诒瑞多年后编了一本纪念沈元的文集《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才生之死》。

远在“鸣放”之前,沈元的党员同学就指责他“不靠拢党组织”。他的一举一动早就被悄悄地盯着,当然每个人都被盯着。这就可以理解郭罗基想保他过关时,上级认定“他早就是右派”,不仅指出他的“《准风月谈》就是向党进攻,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是猖狂地向党进攻”。甚至追溯到他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那些私下的议论。原来指控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年代”的伏笔在一九五七年之前就已埋下。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北大 才子 沈元 文革 密告 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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