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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被劳改的地下党:党让做的事 连老婆也不能讲

2012年08月14日 15:58
来源:读书 作者: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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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冯亦代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黄宗英逗着问他:“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

本文摘自《读书》2005年第09期,作者:北岛,原题:听风楼记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某个晚上,约摸十点多钟,我出家门,下楼,行百余步,到一号楼上二层左拐,敲响“121”室。冯伯伯先探出头来,再退身开门,原来正光着膀子。他挥挥手中的毛巾,说:“来。”于是我尾随他到厨房。他背对我,用毛巾在脸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时北京绝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条件洗澡。冯伯伯那年六十三岁,已发福,背部赘肉下垂,但还算壮实。他对拉着毛巾搓背,留下红印。正当他洗得酣畅,我突然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只见他身体僵住,背部一阵抽动。他慢慢转过身来,紧紧盯着我,问:“真的?”我点点头。“什么时候?”“就前两天。”他相信了我的话,把毛巾扔进脸盆,和我一起来到客厅。我们话不多,语言似乎变得并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张开,但并非笑容。

当我听到冯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应是麻木的,像一个被冻僵了的人在记忆的火边慢慢缓过来;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门,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

我和冯伯伯住在同一个民主党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胡同一号,那曾是郑和的宅邸。后来不知怎的,在囫囵吞枣的北京话中,“三宝老爹”演变成了“三不老”。我们院的变迁,就如同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旋转舞台,让人眼晕:刚搬进去时还有假山,后来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炉炼钢铁,盖食堂吃大锅饭;到了“文革”,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开放又填实,立起新楼。

我和冯伯伯应该是一九七三年以后认识的,即他随下放大军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时跟着收音机学英语,通过我父亲介绍,结识了这位翻译界的老前辈。那时都没有电话。一个匮乏时代的好处是,人与人交往很简单——敲门应声,无繁文缛节。再说民主党派全“歇菜”了,翻译刊物也关张了,冯伯伯成了大闲人,百无一用;他为人又随和,喜欢跟年轻人交往。于是我利用时代优势,闯进冯伯伯的生活。

要说这“听风楼”,不高,仅丈余;不大,一室一厅而已。我从未入室,熟悉的只是那厅,会客、读书、写字、用餐、养花等多功能兼备。一进门,我就近坐在门旁小沙发上。一个小书架横在那里,为了把空间隔开,也给窥视者带来视觉障碍。冯伯伯往往坐对面的小沙发,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着楼角,想必冬天西北风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听风楼”。若引申,恐怕还有另一层含义:听人世间那凶险莫测的狂风。

冯伯伯学的是工商管理,即现在最时髦的MBA。他在上海沪江大学上二年级时结识郑安娜。当时英文剧社正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他一眼就看中了台上的郑安娜。他们于一九三八年成婚。他说:“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

待我见到郑妈妈时,她已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几乎都是她来开门,向客厅里的冯伯伯通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她总是系围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干不完的家务事。她从老花镜上边看人,用老花镜外加放大镜看书看世界。她在“干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时治疗,结果一只眼瞎了,另一只眼也剩下微弱视力。我一直管她叫“冯妈妈”。她轻声细语,为人爽快;偶尔也抱怨,但止于一声叹息。她是由宋庆龄推荐给周恩来的,在全国总工会当翻译。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样,冯伯伯在翻译中遇到疑难总是问她。

记得我当时试着翻译毛姆的《人性枷锁》的第一章。有个英文词egg-top,指的是英国人吃煮鸡蛋时敲开外壳挖下顶端的那部分。我译成“鸡蛋头”,又觉得莫名其妙,于是找冯伯伯商量,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他说,饮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译的。我们讨论一番,还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鸡蛋头”。

说实话,我用这么简单的问题去纠缠一个老翻译家,纯粹是找借口。他们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书,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那些书名我都忘了,只记得有一本冯伯伯译的海明威的《第五纵队》,再现了海明威那电报式的文体,无疑是中国现代翻译的经典之作。他自己也对《第五纵队》的翻译最满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你想一次翻译成功不行,总是改了又改,出了书,再版时还要改,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第五纵队》,我推倒重来了五六次,现在还得修改,但现在我已没力气改了。因此,我曾苦恼、气馁,想改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

冯伯伯是个温和的人,总是笑眯眯地叼着烟斗,脸上老年斑似乎在强调着与岁月的妥协。我那时年轻气盛,口无遮拦,而他正从“反右”和“文革”的惊吓中韬光养晦,却宽厚地接纳了我的异端邪说,听着,但很少介入我的话题。

正是从我把“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带到听风楼,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是个用“鸡蛋头”纠缠他的文学青年了,我们成了“同谋”——由于分享了一个秘密,而这秘密将分别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冯伯伯彻夜难眠,为了不惊动冯妈妈,他独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风云变幻,大半辈子坎坷都历历在目。他本来盘算着“夹起尾巴做人”,混在社会闲杂人员中了此残生。

偶尔读到冯伯伯的一篇短文《向日葵》,让我感动,无疑对解读他的内心世界是重要的。这篇短文是由于梵高那幅《向日葵》拍卖中被私人据为己有引发的感叹,由此联想到很多年前在上海买下的一张复制品。

他写道:“十年动乱中,我被谪放到南荒的劳改农场,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心情惨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粪车,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绿色墙上挂着的梵高《向日葵》。我忆起那时家庭的欢欣,三岁的女儿在学着大人腔说话,接着她也发觉自己学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来,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书,说等我大了,我也要念这个。而现在眼前只有几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飘浮,没个去处。以后每天拾粪,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宁愿到这处来兜个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变成灰黄色的向日葵,重温一些旧时的欢乐,一直到有一天农民把熟透了的果实收藏了进去。我记得那一天我走过这家农院时,篱笆里孩子们正在争夺丰收的果实,一片笑声里夹着尖叫;我也想到了我远在北国的女儿,她现在如果就夹杂在这群孩子的喧哗中,该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衣衫褴褛,推着沉重的粪车,她又作何感想?我噙着眼里的泪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画这画时,心头也许远比我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要不他为什么画出行将衰败的花朵呢?但他也梦想欢欣,要不他又为什么要用这耀眼的黄色作底呢?”

在我印象中,冯伯伯是个不善表达感情的人。没想到他在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伤,通过一幅画写尽人世的沧桑。一个记者前几年采访冯伯伯。据他记载,他最后问道:“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冯亦代沉沉地说:“用不了几句话,用一个字就够了——难。”末了,老人突然怆然泪下,不停地抽泣。

我们不妨细读这篇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这幅画却没有带来;总觉得这幅画面与当时四周的气氛不相合拍似的。因为解放了,周围已没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曾几何时,我又怀恋起这幅画来了。似乎人就像是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余晖里,都拼命要抓住这逐渐远去的夕阳。”这种内心的转折,反映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复杂关系。

冯亦代于一九四一年离开香港前往重庆,临行前曾受乔冠华嘱托。到重庆后,他对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并资助那些进步的文化人士。到了迟暮之年,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他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黄宗英逗着问他:“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事是可笑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连国家档案局的资料都解密了,还能真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在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文革 劳改 地下党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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