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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郭沫若之子评其父:装饰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2012年07月13日 07:4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牟敦白 廖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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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白——”郭世英对我说:‘你看,这就是我们,X诗社的成员们。”“‘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张鹤慈解释道。我十分的冷静,十分的沉郁,实际上我内心和他们一样,对前途、对生活不那么乐观,因为我父母在1957年已遭厄运,我已知道人间世态炎凉。对于眼前这些年长的朋友,不知道他们是否把我也算为X诗社中的一员。后来李岩老太太,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处长(十三处)负责郭世英一案。她夫妇是我父母终生的朋友,对我父亲说:“X诗社最后几次重要活动,敦白都参加了。”还出示了我们的书信往来。我父亲不相信,身为郭老之子,年长我五岁的郭世英竟写了那么多信,真把我这个无名小子当成个“人物”了。如果苍天有眼,希望这些信件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市公安局哪个档案库里,总会有曝光的一天,看看我们到底触犯了什么刑律。

在这次X诗社最后的晚餐上(其实对我是第一次),我得知金蝶(前文已述)已成功地抵达香港。

“敦白——”张鹤慈醉眼赚陇:“说实在的,我第一次见到你,印象不好。”“所见略同——我也一样。”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出色地回答问题。

“你真会说,有进步。”郭世英笑了,许多天来,他愁云密布,这是第一次绽出笑容,似乎自慰,他没选错朋友,调理出一块材料。大家都笑了,张鹤慈有些尴尬,不过他从此不再把我当成一个讨厌的小孩子了。

鹤慈先生,世英兄已作古,你今日又在哪里?

是夜,我有生第一次喝酒,第一次酪配大醉。

天气渐渐地热了,我正准备考高中,郭世英和张鹤慈情绪日益消沉,晚自习后到北大找郭世英,他总不在,他的同学以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在身边。哲学系一位负责思想工作的教员,三十岁左右,浙江人,当时正在宿舍,硬留下我,从故宫封建土皇帝谈起,一直扯到江南园林风光,不知想从我口中套出些什么,我没有真正预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实际上,网已经撒下,就等着收紧了。

6月,一个黄昏,我到北大燕东园张鹤慈家还书,没想到很长时间没露面的郭世英正独自一人在张鹤慈房间里喝酒。

“走,到前面散散步,就咱们两个。”郭世英对我说。

张鹤慈进来了,样子很颓丧。上次喝酒他哭了,他的气质和处境深深地折磨着他,他早因“意识形态问题”被师范学院勒令退学了。

我晚上尚有两节自习课,近来时有旷课,学校当局已对我提出了警告。暖洋洋的夏风拂面吹来,未名湖畔还有三三两两的青年,大多数学生已去教室上晚自习,在这时季里,你能感到某种青春期不安的躁动。

“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们——‘X’社的人面临严重的局势,也可能会影响到你。”我没有说话,毕竟年纪轻,除了崇拜大朋友,自我仿惶、压抑。对日益降临的危险还缺乏感性认识。同时,内心深处并不认为我们的行为有什么越轨之处。沿着北大60年代留学生宿舍或留学生食堂前的雨道走上假山,四处弥漫着丁香的芬芳,夏风轻轻摇曳树叶。在山上的一个小亭子里我们坐下来。郭世英开始抽烟。平时他不吸烟,夜色中那张坚毅面孔的倒影显得极其冷峻。

“我们是朋友,我比你年龄大,但,敦白,你是自愿和我做朋友的。”“我不后悔。”

“真的吗?人到了危难的时刻,什么艺术、哲学、理想、廉耻,都统统扔掉,最后只剩下本能——拼命保护自己。”

后来我深深体会到这些话的分量。

“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没有自我,没有爱,没有个性,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渐渐成熟了,视野开阔了,我一直在看书,在思考,我的接触面当然比一般人广泛,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上大学以来,我不再欺骗自己。我应该独立思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学哲学的吗?我应该独立思考。”

他一支一支地抽烟,半晌不说话,我也沉默着。我理解一个扭曲的心灵,一个痛苦的灵魂,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充满博爱与矛盾的羁绊的心灵。

“你不喜欢张瑞芳在《白痴》中的配音,但是我喜欢。那是多么彻底的淋漓尽致地发泄自己内心痛苦的声音。我告诉你,那可是真正的艺术。”月光下,郭世英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我。

“我母亲说我,不应该自寻烦恼。我对她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都是人,都有追求。母亲说时代不同了,新社会新青年有新的追求和生活——所以我说,等离开我们,离开我,你还是和大家一样,走大家应该走的路。不要学习我,不要显得与众不同,我们都是普通人,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了。”

随后,他沉默了,再没说一句话。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时值1963年初夏。

以后郭世英的遭遇,已有人在《男子汉》杂志作了介绍,我不赘言,当然,我“自投罗网”,人生苦涩自此起,我走上艰难的路途。回首往事,除了对亡故朋友真挚的崇敬和怀念,我对上述经历没有丝毫的反悔。这是一个凡夫俗子的脱胎换骨,走上成熟的关键时刻。郭世英及X诗社对于社会、对于文学艺术所形成的影响,尚未有人做出正确的分析,因为他们的作品已经散失,影响不广泛。仅留下一部郭世英的日记,现存郭沫若故居。

郭世英的生命极其旺盛的时候以惨烈的形式突然熄灭,客观的社会现实必然造就出这样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结局。1965年他由河南回北京后又转到农业大学读书。我本可以找他,但我想到他说过的话,特别是我自认为已经步入到普通黎民百姓中,已不再留恋任何“布尔乔亚”和“沙龙文化”。我没有去找他。我想来日方长,总会见面,那时我将以一个坚韧的、成熟的、深沉的无产者的形象出现在启蒙老大哥的面前。谁想到这竟成了一个永远难以兑现、令我终生遗憾的虚幻的梦!即使1965年到1966年初我们梅开二度,那么以青年人单纯的热情,同处一叶扁舟之上,又怎么能回避随之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惊涛骇浪呢!

我苟且偷生,活到今日,已经愧对朋友在天之灵,近三十年后,我到郭世英居住过的庭园,又无力超度吾兄亡魂。往事历历在目,然“黄鹤一去不复返”。面对故友胞,不能自己,“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1992年元月一2月二稿)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1962年 郭沫若 文化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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