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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郭沫若之子评其父:装饰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2012年07月13日 07:4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牟敦白 廖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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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我们接触频繁,互相交换作品,我开始练习写小说、写诗,我是个小诗弟,郭世英、张鹤慈说我写的《人物之间的对话》还可以。张鹤慈诗写得不错,短小精悍,有股戴望舒加波德莱尔的神韵。他大胆地讴歌爱情。有人说郭世英也写诗,这么多年过去,我实在记不起他和张鹤慈的诗句。要知道,在当时的岁月,热爱文学艺术本身就带有某种倾向。(自由化?)我常常受到同学的嘲弄,感到同人实在无法与之交谈,于是频繁地找老大哥求教、聊天。郭世英貌似严峻,其实不乏幽默。有次他对我说,抗日战争结束快二十年了,可他们家还在继续进行。我听后一笑。他说他具有日本血统的异母哥哥不会过日子,不到月底工资就花光了,常跑来找老头子要钱。我说,你们过得那么好,应该帮助人家。他很宽厚地笑笑说:“我没有钱。”在一些场合我说话有时不着边际,他就拉拉我的袖子。我记得郭世英不抽烟,但他有只大烟斗,偶尔拿出来也吸几口。有时他和张鹤慈的行为也挺令人费解,他们心血来潮,用英文打字给我寄来一封信,弄得我这个学俄文的初三学生忘纸兴叹,不得不跑到同学邢祖介家请其父——北大教授邢其毅先生翻译,邢先生说那英文实在不很通,但其中有一句我和邢祖介当时就听懂了,那大概算作一句箴言:“没有希望永远是没有没有希望。”邢老先生说:“不通。”哦们说:“通!”这句话如果说纯属因语法错误造成的“病句”,那是偶得。如果是处心积虑写出的文字,那算匠心独运。我写信总称呼“世英兄”,对一个十五六岁的人来说,未必有些腐儒,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恰当的名词,郭世英比我大五岁,今天看四十岁和四十五岁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距,当属于同代人。可是十五岁和二十岁的人在一起,那几乎意味着相隔“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不否认,我们当时都很幼稚,试想即便二十岁的人,不可能字字珠玑,炉火纯青。除了王勃、李贺那样早熟的天才,在现代郭沫若先生也是位早熟的大作家,但郭世英从未认为自己是“天才”或“天才之子”。他只是热爱艺术,热爱文学,他比其他人更热爱生活,渴望那个时期他所不能得到的一切。他是一个真诚的、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时下一天到晚喊着要为理想去死的人绝不会去死,而默默承受痛苦折磨的人则很难预测他们的命运。

有一次,郭世英、张鹤慈和我三个人在西四大院胡同五号郭家,正赶巧一辆又高又大的黑色“吉斯”汽车在我们身边停下,司机和郭世英打招呼,郭沫若先生走下来,微笑着向我们点头,似乎他儿子和我们一样,仅只是年轻人而已。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我说:

“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可他是你的父亲。”我回答。

“血统上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脑袋,都越长越大,我爸爸每年都换新帽子,旧帽子都戴不下去了。”我很愕然,不知老兄是否开玩笑。“可能每年都长些才气。”我说。张鹤慈不客气地打断我:“近年来长的都是傻气。”我很不以为然。郭世英看出我的心情,低声对我说:“我内心当然爱爸爸,谁让我是他儿子。”——近三十年后我到什刹海郭沫若故居凭吊,郭老最后的岁月案头始终摆着戕于文革的两位爱子——郭世英、郭民英的日记,舐犊之情,至死未泯。洪钟大吕如郭沫若者,尚遭此劫,再回想郭世英生前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悲哉!

郭民英正提着小提琴从宅内出来,同样很英俊的一位青年。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学小提琴,郭世英给我作了介绍,郭民英很客气,很和蔼,没有富家子弟的骄矜气,但看得出是花衣锦食家庭的子弟,我们仅有一面之交,便成绝响。

郭老住宅很典雅,隔壁是座基督教堂,院内一座小楼可能也是原教堂的西式建筑。客厅里挂有色彩浓艳的齐白石“百花齐放”的书卷,到处是书。郭世英的房间也到处是书,抽屉里是一卷卷未裱的郭老夫妇写的大宇,可能是习字所留,字字珍品。郭世英对我说,我若愿意就拿走几张。我不好意思,因为有的纸上写着勉励郭世英的话。多年后,我在坎坷困顿之中,不免有凡夫俗子的遗憾之感。倘若今日我手头有留下来的几张墨迹,恐怕今生再无衣食之虑了。但一想到郭世英兄弟,随即大彻大悟。他们愤世嫉俗,为做人的尊严,为了理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辈浑噩至今,混迹商界,事业无成,已属于轻薄者流,又何苦看重世俗的荣辱呢!

我和郭世英、张鹤慈正侃着,于立群女士走进来。她胖胖的,保养很好,口里嚼着糖,十分慈祥可亲,比起我日后见到的若干位显贵的夫人,所谓的修养之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握着我的手,我极难想象这位阿姨胖而白皙的柔软的手竟能写出极其苍劲工整众口赞誉的颜体楷书。

还有一件令我惊诧的事,我在卫生间里,看到窗台和马桶水箱盖上零零散散放着好几张粮票,在人们刚刚度过荒年的1963年,粮票比金钱还要珍贵。我在学校饿得无精打采,吃掺小球藻的窝头和煮白菜根(将白菜根表层剥掉,将芯切成片,放在脸盆内,加糖精,在宿舍的炉火上煮熟,一人分一茶缸。是杨北平——杨勇将军之子的烹调技艺,大概源自红军或八路军)。明明饿得遍体浮肿,却还要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要唱“我们的生活多么好”,如果讲实话,则认为大逆不道,甚至要遭到批判。郭世英、张鹤慈和我不止一次探讨过“说实话、说谎话”这么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今天我还是说实话吧,看到深宅大院里的情景,从此我知道什么叫特权。也知道了即使在比较清廉的60年代,最上层人士和我生活的中等家庭之间悬殊也是很大的。我对郭世英说,像这样处境的人在中国是天之骄子,为什么要自寻烦恼?——“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他大概回了我这么一句,“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郭世英对强调‘个性解放’这个词先后不下数十次),追求社会的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是公爵、伯爵、男爵。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受鞭笞,做苦役,抛弃舞场、宫廷、情人、白窗帘和红玫瑰,他们为了什么?我不是让你看了安德莱耶夫的《消失在暗淡的夜雾中》了吗?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默默无闻,或者出人头地’,我最喜欢的格言。”张鹤慈在一旁说。我沉默了,安德莱耶夫的那篇小说是写一个艰韧不拔、历经艰险的牛虹似的革命党人回家看望他年老的、高官显赫的父亲,父子沉溺于久别后的天伦之乐中,在老父乐极生悲的泪水下,为了不使慈父伤心,儿子答应不再四处飘泊、从事危险的活动了。而就在第二天,在父亲放心的鼾睡中,儿子悄悄离开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自己的危险事业,消逝在一片笼罩在俄国的忧郁的薄雾中……我想,他从事的事业也像雾一样神秘,终生笼罩在我们这一些人身上。

还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师范学院找一位女性,她的姓名我已经忘记了。她很文静,富有书卷气,身材纤小瘦弱、短发。然后我们四个人,郭世英、张鹤慈、师院女生和我,又到百万庄去找一位姓叶的女青年。在叶家看到一幅西方画报的插页:夕下的太阳映得海面一片灿烂,船舷边一个女人面对大海,双手伸向天空,后身剪影。大家都赞美她,我为了显示自己不人云亦云,说了声:“没什么了不起。”“咦——你怎么?”郭世英、张鹤慈转向我:“你还不懂艺术!”夜深了,我们到西苑大旅社外面的新疆餐厅小吃部,我清晰地记得,昏黄的街灯照着五个人的影子,长长的,在孤寂的街上晃动、晃动……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们下饭馆,第一次喝酒。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1962年 郭沫若 文化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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