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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郭沫若之子评其父:装饰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2012年07月13日 07:4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牟敦白 廖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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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我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本文摘自《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作者:牟敦白 廖亦武,出版: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而他已经离开二十四年了。什么原因使他离开人间?是自戕还是谋杀?这是撕人肺腑的问题,我没有能力澄清疑惑。所留给我的,只有悲哀、愤慨,和永远的怀念。

郭世英是郭沫若先生的第六位公子,在全家十一个孩子中排行第八位。1942年出生,如果活到现在,不过五十多岁。他虽然早早离去,却永远留给人坚毅、年轻、有棱角的形象。他是流星,他是闪电,他永远年轻,因为他死去的时候只有二十五周岁。然而我认识的郭世英还要年轻,如果算十八岁他上高三的时候。我时年上初一,郭世英已是北京一O一中著名的杰出学生。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等到我们彼此熟悉时,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书,二十岁,一米七八的个子,经常锻炼,身材匀称结实,一张马雅可夫斯基式的线条分明的面孔,和郭沫若先生文质彬彬、温文儒雅的形象大不相同,除了那继承乃父智慧的宽阔的前额,他完全是一个现代型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比我年长五岁,是我当年心中的偶像。由于他受到众多欧美作家,特别是俄国作家的影响,他很深沉,有一种俄国文学作品中常描绘的冷漠贵族的神态。实际上他的心地平和,对一个比他小五岁的无名小卒,他待我是真诚的,热情的,他是我最早的启蒙者之一。

从初中二年级起,我非常崇拜郭沫若先生的作品。从《克尔美罗姑娘》到《十批判书》,从《女神》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引起我无穷兴趣,给予我丰富的知识,我“攒钱”——将伙食费和零花钱省下来,购买了全套精装本的《沫若文集》。当时有许多学生对郭沫若富于传奇色彩的生平抱有莫名其妙、毫无道理的偏见。但是只要认真阅读郭老浩瀚的著作,便不难感到其博大精深、才华横溢。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凡人凡事,不能人云亦云,要首先了解一下再做结论。由于对郭老作品的偏爱,自然而然要转到对其传人的关注。

那是1962年的冬日,星期天,我在东安市场里的旧书店闲逛,正好找到一部郭老在大跃进期间的诗著《百花齐放》。这时候,郭世英和一位年轻女士走了过来——我常想,人的命运,冥冥中上苍已做好了安排,这是我们每个人所无法预料而必将降临的,至于是唯心论、宿命论,还是什么玄妙的哲学,我无法解释,也不能用“无巧不成书”这样简单的概念来概括生活。在人生烦琐紊乱的生涯中,在主脉络上延伸出许多细小的分支,每个分支都是你人生的某一组成部分,但与主脉相承,形成复杂的网络,最终汇集成你生命过程的全部图像。我们常说,一个偶然事件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这解释太简单了,“偶然”仅仅是出于自我感觉,而偶然出自必然,或必然形成偶然,这样比较符合“辩证法”,符合科学的分析。因此,不必自怨自艾,一切是有缘分的——书归正传,郭世英身著中式棉衣,头戴罗宋帽,脖子上系一条大长毛围巾,服饰得体,气质高雅,颇像五四时期的大学生,知识分子。那位女士很年轻,盘子一样的圆脸,中等以下身材,笑容可掬,有教养,但不漂亮。和郭世英相比,似不很般配。我觉得像郭世英这样的人一定会找个漂亮的女朋友的。(后来方知道,这位女士叫金蝶,是X诗社唯一侥幸到海外——香港——的人。至于此事涉及什么刑律问题,如何东窗事发,祸及郭世英及他人身系囹圄,从未有任何人对我讲过内情。我想,郭世英出于谨慎和爱护,或因我年龄小,涉世浅,他极少与我谈这类敏感问题)

我径直走到郭世英面前,请他在我刚买的《百花齐放》扉页上签个名。他笑了,年轻的女士也笑了,非常坦率质朴的笑,我怎么有资格在父亲的著作上签名呢?——我们就这样正式相识。虽然相差几岁,但都感到对方是诚实可交的人。

1962-1963年,郭世英住在北大,我住一O一中,相距不远,骑车十分钟可见面。但是他却喜欢写信,因之我们之间有若干书信往来。他问我除了他父亲的著作,我还喜欢哪些作家。我复函中说,我看海明威、格拉罕·格林、高尔基的书,前两位作家,我完全无师自通地热爱,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世界文坛举足轻重的巨人。郭世英显然也喜欢这两位作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向我推荐,并借给我几本书,其中有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俄国作家安德莱耶夫的短篇小说,以及易卜生的《娜拉》。当时我们生活在一种自欺欺人的贫乏环境中,我看了俄国作家的书后,那些抑郁、沉闷和痛苦和作品深深震撼了我。

有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郭世英和另外一位青年来一O一中找我。其人系著名哲学家张东荪的孙子,北大生物学教授张宗炳的公子张鹤慈。他长发蓬乱,一副颓唐的现代青年形象。如果在80年代,这种装束毫不令人奇怪。在当时却引起学校师生们的惊诧。张鹤慈也是本校毕业生,热爱文学艺术。我觉得他多少有些门阀观念,见我如此年轻衣著普通,大概认为不入清流。张天马行空,对旁人蔑视全然不顾,在校园内招摇过市。郭世英则较沉默,不时有熟识的人和他打招呼,为了替张壮行,他也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春天,万物复苏,清冷的风吹着我们,我感到惭愧,自己学识浅薄,在两位老大哥面前孤陋寡闻。我看着张鹤慈苍白憔泞的面容,瘦小的身材,女人一般纤细的手指,觉得他“走”得够远的。我想他一定读了许多书,处于青春萌发晚期极度的苦闷彷徨中。我觉得在许多方面他对郭世英形成一定影响。许多年后,我读了佛洛伊德的书,才明白当时我们都处于一种“情结”中,内心深处潜在的广泛欲望无从寻到正确的引导,空寂落寞的社会人文环境,促使潜意识中的逆反心理逐渐地演绎成畸形行动——这是酿成后来悲剧的根源。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1962年 郭沫若 文化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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